浅谈由“天朝体系”到近代化外交的转型——从一道中国选择题说起

由于传统革命史观的影响,一直认为清政府就是一个腐朽堕落的卖国政府。从近代史观视角看出,西方侵略者主要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转型。

《星轺指掌》与晚清外交的近代化

《星轺指掌》是晚清刊印的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外交制度的国际法译作,影响深远。但关于它的外文原书及其作者情况,中文版最早刊行年代,以及对当时中国外交事务究竟有何作用等,还不甚清楚。以中、英、法文材料经考证而知,翻译时依据的外文原书为德国查尔斯.马顿斯所著法文版《外交指南》,中文版最早刊行于1876年,由同文馆学员联芳、庆常翻译初稿,贵荣、杜法孟稍加润色,最后经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校核定稿。此书首次将西方近代外交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包括国际关系准则,各国外交机构、使臣、礼仪规范等,还介绍了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无庸讳言,其中有宣扬领事裁判权的消极内容,但从总体上看,毕竟填补了晚清国际法及外交学著作的空白,许多内容对当时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特别是在派遣驻外使臣、处理外交事务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先进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开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兼论晚清外交近代化

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虽是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却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一方面外交机构从无到有，从权力分散到集中统一，这种艰难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加深的情况下对外交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从尝试出洋考察到正式派遣使臣，使领制度得以确立，从而增强了清政府独立办外交的能力和信心。同时从选派幼童留学到储才馆的成立，为近代化的外交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关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思考

从世界体系思想来看,所有非内生型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融入"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就叫"近代化"。受近代史与近代化研究的影响,中国学界对"外交近代化"进程的存在及其概念与内涵等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争议状态。本文认为,"中国外交近代化"就是特指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化时期,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以国际法观念为主导的近代西欧"条约体系"转型的过程。它介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政治学之间。"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成于1943年的开罗会议。受近代国际体系的制约,制度性的不平等是其本质特性。

试论国际法的输入对晚清外交近代化的影响

国际法的输入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晚清外交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适应了当时中国对外交知识的渴求,改变了晚清官员不悉西例的状况,促进了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确立和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极大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

北洋军人与外交近代化探析——以直系柄政时期的中日外交为例

一战后直至直系统治结束时期的中日外交活动中,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力量的部分实力派北洋军人,借助军阀派系政治独有的权力运用方式,以其对外交决策及交涉结果具有合理参与权和决定性影响力的独特身份,一度主动介入并事实上成为推动外交近代化的主体力量之一,诠释了近代外交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注重民意舆论的特性。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京师同文馆既是晚清外交走向近代化的产儿,也是晚清外交近代化的推动者。同文馆在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的传播,参与对西方的外交考察、驻外使领馆制度的完善以及对外交人员的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洋务运动的其他事业的命运一样,同文馆并没有改变晚清外交被宰割的命运。

琉球事件期间的何如璋——兼论晚清驻外大使对外交近代化的影响

在琉球事件期间,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的处理意见不无正确,然而未被采纳,致使中国在琉球事件中一步步地丧失了主动地位,日本把琉球夷为冲绳县。驻外大使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外交理念没有改变, 事务性地派遣驻外使节致使早期的驻外使节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许不仅仅是何如璋一个人的郁闷和悲哀, 也是晚清外交近代化的悲哀。

郭嵩焘与中国近代化的外交

清末中国传统政治不能适应近现代国际关系实际,郭嵩焘以务实态度,超越传统政治藩篱,在社会转型风口浪尖上,以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身份推动中国外交近代化。

中国近代外交难以抹去屈辱烙印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沦为半殖民地,在对外交往中自然难以抹去屈辱烙印,也不可能通过所谓“外交近代化”摆脱团境。近年来,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领域出现一种割裂外交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就外交谈外交的现象。部分研究者仅从外交机构、法律条文及某些孤立案例来考察中国近代外交,将英美等国对所谓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肯定”和“赞赏”,视作中国近代外交的“成就”。

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

以往对中国近代外交人物和外交思想的研究与评论，多着重于主战主和、爱国卖国，而外交近代化的问题却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抛砖引玉，本文仅就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提出粗浅看法。

国运所系,国本相连:晚清中外电报交涉与外交近代化(1862-1911)

19世纪中后期,电报成为列强势力渗入的“先锋军”。在维系中国主权、抵制西方势力扩张的博弈中,中外电报交涉孕育而生。目前学界关于晚清时期电报交涉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如:《近代化的“退”与“进”——近代上海电报通信权的交涉》一文,主要就晚清时期上海地区电报主权经历了“丧失”与“收回”两大阶段的历史进行了阐述。

从滇案的交涉看中国外交的转变

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滇案,造成中英之间长达两年的交涉。中国传统外交政策和外交观念的落后在这次交涉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英使威妥玛趁机要挟清政府,交涉最后几乎实现了他提出的全部要求。滇案交涉中,外交的失利给清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此后清政府开始对传统的外交政策做出调整,逐渐向西方靠拢,从而推动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郭嵩焘与黄遵宪外交思想之比较

晚清外交史上，郭嵩焘、黄遵宪是两个不同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外交家，可以说他们的外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着洋务派与维新派。因此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两位外交家只进行过个案研究。本文试图将其外交思想联系起来再加以考察、比较，以从中探寻两代外交家的外交理想及认识，并从他们的异同中追寻历史前进的脚步，从而进一步探讨有关晚清外交近代化的一些问题。

晚清藩属政策与其外交得失关系研究

以中国帝制王朝为中心的“朝贡格局”在晚清时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强烈冲击。面对挑战,清廷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对琉球推行延宕之法,在越南问题上战争与和平手段兼用,在朝鲜方面则大范围变更了旧制。这些调整既突显出清廷积极强化宗主权与消极放弃之间的首鼠两端,又体现了其在面对传统和近代两种外交理念及外交思维碰撞时的茫然无措,更暴露了其应对时局变化的僵化手段和虚弱本质。而随着藩属体系的瓦解,东亚外交体系随即步入近代化。

从朝贡外交到融入国际社会——试论晚清外交近代化

国家出现,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也随之应运而生。尤其到了新航路开辟后的近代世界,外交活动更成为各国统治者非常重视的议题。鸦片战后清王朝门户洞开,处在近代化大变局下的晚清政府也在逐渐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走出华夷之辨的朝贡外交思维,不断融入近代化的国际社会。

清末“外交达人”杨宜治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是清政府设立的我国首个近代化的外交机构,设大臣和章京两级官员,负责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清光绪九年(1883),四川渠县人杨宜治报名参加总理衙门章京的考选,于次年7月提前传补英国股章京实缺,由此开启了他长达14年的外交生涯。

略论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作用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驰骋半个世纪。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是中国封建官僚主义与西方思潮撞击下一个悲哀的产物，却在中国经济、军事、教育和外交近代化道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近代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改革家。

奕訢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奕忻(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被封为恭亲王。1861年任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忻是晚清朝廷中位重资深的重要人物，在他当政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客观上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

清代海外领事制度论略

清政府对在海外设立领事的认识及其实施 ,经历了从坚拒到接受及日益重视的发展过程 ,最终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世界大势的逼迫下 ,实现了外交观念的重大转变。清朝驻外领事馆的设立及其发展 ,是中国外交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