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

1900年,洋井开凿技术的传入普及了甜水井,改善了北京甜水井缺乏的状况。1910年,源自西方的自来水在北京开通,成为卫生饮水的代名词。这些并未形成真正的饮水卫生观念,直到1925年爆发的自来水卫生事件,才促成了以有无细菌作为判断饮水卫生的标准,促使市政当局担负起维护饮水卫生的职责。这个过程伴随着饮水卫生知识的传入,人们使用细菌化验检验饮水,注意饮水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知识传入改变了人们对国家权力的认识,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责任和义务。随着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逐步发展,有关饮水卫生制度建设得以完善,国家成为主动行动者,医学界配合行政机构,运用细菌理论研究北京饮水状况,形成了一系列有关饮水卫生的科学知识。1930年代,在国家公共卫生建设旗帜下,卫生行政机构主动致力于"制造"卫生的饮水,管理与饮水有关的人和物,从而影响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近代北京商铺的铺底与铺底权

在北京商铺的租赁、倒卖过程中,先有铺底,后有铺底权,铺底权依着于铺底而存在,与老北京商人的关系极为密切。本文主要就铺底与铺底权的概念、分类、铺底用钱占商铺总投资的比例、其积极作用及负面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期重温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铺底历史,并为商家的经营稳定性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论近代北京商业的特点

在近代北京的历史上,商业的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社会政治动荡、人口数量众多、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织并存等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一时期的北京商业遵循着本地市场的发展规律,因应时势,创造出了独特的北京商业文化。本文以市场为研究对象,从市场环境、商人群体、营销风格、消费形态与品牌意识五个方面论述近代北京商业的特点。

近代北京的商会

近代北京的商会刘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抑制商业的发展，商人被视为四民之末，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极低。这种情况在清朝初期的北京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统治者担心汉人联合谋反，因此对经商作出了更为严厉的限制，这使得北京的商人建立...

论旅京鲁商在近代北京商会中的地位

旅京鲁商是近代旅京山东人群体中比较有固定性的一个部分。从近代北京商会高层的籍贯构成看,旅京鲁商长期把持着北京商会,几乎操纵了北京商业的半壁江山,彰显了旅京鲁商在北京的强大实力。北京商会的人事构成可以看做是旅京鲁商优势的全面外化——即表征于对北京商会的控制。而旅京鲁商对北京商会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巩固了其在北京市场的优势地位,而且拥有了较多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发言权。

试论近代北京的城市结构变化

试论近代北京的城市结构变化袁熹北京自辽、金时代起，即成为北方王朝的都城。元统一中国后，北京便成为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后经明、清两代，长达６４４年之久。从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到明北京城的营建方案，都严格遵守着封建都城的设计思想，突出了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统治...

近代北京的外国政治人物及其影响

从1840年到1949年,北京经历了从晚清的皇城、北洋政府的都城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改名为北平的变迁。期间,在近代北京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批批外国人。他们中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官,有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官员,有的是从传教士、记者、学者转而涉足政坛的,也有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外交人员和革命家。这些人构成了近代在京外国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的侵略者,加剧了北京乃至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深化程度;而进步人士的到来,则起到了推动北京和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和革命运动发展的作用。

近代北京的行业神崇拜

近代北京主祀行业神灵的庙宇、会馆约有60余座,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传统宗教寺庙,另一类为工商会馆。京城工商行会祭祀行业神灵的传统,源于中国文化尊祖敬宗、崇德报功的多神宗教意识。“百工杂技,各崇所宗”。既有一业多神,又有一神多业。近代北京工商行会的宗教祭祀活动,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即自明清以来儒佛(释)道合流的历史趋势。京城工商行会民众的宗教意识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与实用性格。随着近代京城社会的发展与动荡,宗教的实用功能日渐减弱,行会民众的宗教信仰日趋淡化。

近代北京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述评

在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作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有效方法被引进和应用。学者们围绕北京展开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

近代北京五金商铺人力股制度的再认识

人力股制度作为近代北京五金商铺所使用的一种核心激励机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创新,其实质是通过物质利益推动或激励着员工的进取精神。本文主要就五金商铺人力股份的获得与变动、人力股制度的激励作用之表现及其历史功过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深化对此制度的认识,同时为今天一些企业在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进行激励机制的改革方面提供借鉴。

文化与形态:近代北京东交民巷的空间演变

空间和文化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文化是动因,文化的变化影响着空间形态的变迁。近代北京东交民巷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街区尺度的典型空间,其经历了王朝都城礼制空间、列强使馆强势进入后中西文化并置空间、1900年后封闭防御性使馆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使馆区。东交民巷从礼制空间,到成为使馆区,再到中国政府收回,每一阶段空间形态的变化,都是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反映;同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对北京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近代化产生影响。当前北京旧城保护中,东交民巷属于重要文化元素和特殊历史阶段的代表,探讨其空间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代北京的私立山东中学

北京私立山东中学是近代北京山东同乡组织兴办的一所中学。其办学机构完备,职权分明,规章健全,管理规范,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齐全,学生生源广泛,公益性强,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为近代北京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私立山东中学的成功办学经验也为解决当下城市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提供了借鉴。

近代北京犹太人小史

近代北京犹太人小史房建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不少犹太人到过北京短期工作，也有长期定居的，其身份及文化层次一般较高，与中国其它地方，如上海、哈尔滨、天津、青岛等地在近代形成社团的犹太人有一些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没有自己的犹太社团，也没有建造过犹太教教堂...

近代北京政府佛教管理方式探析

目前，我国的宗教管理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然而指导思想终究不能代替实践带给我们的经验；现阶段要完善我国宗教管理，实事求是得借鉴与现代社会最为相近的近代民国政府管理经验，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地区宗教管理相关档案的分析，总结出国民政府的管理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以监督代管理，采用寺院登记的方式对佛教进行规范监督，尊重其原有传统，并不具体干预佛教内部的运作；二是鼓励乃至强制寺院兴办公益慈善事业，以图最大限度的发挥宗教安定社会的作用。除此之外，由于许多政府要人有佛教信仰，其对佛教寺院的偏袒与保护，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政府对于佛教管理的特殊方式。

近代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

义务戏是清末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慈善形式,即以义演的方式来筹措善款,帮助公益事业。它涉及的慈善范围很广,包括梨园本行公益、社会公益以及爱国义演等,地理范围也并非仅限于北京一地。北京梨园行义务戏的社会影响极大,公众通过其演出更深入地了解了慈善精神,且在听戏的同时,自身也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不仅如此,社会上很多机构、组织也都纷纷效仿,以义务戏的方式筹款来兴办慈善公益事业。本文从义务戏的缘起、种类、管理及影响几个方面对近代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进行阐述。

近代北京司法体系的变动与启示(1907-1937)

近代北京司法在建设初始即成为全国的典范,其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缩影。从三级审检体系、虚三级审检体系、虚二级法院体系到一级法院体系,近代北京司法体系的发展跌宕起伏,更迭频繁。其背后的造因,除了经费和人才这两大硬性条件的限制外,更重要的是民意代表机关缺位,导致相关法律权威性不高,以及全国性法律调查阙如,造成司法体系无法真正做到因地制宜。

西式饭店:近代北京新式休闲空间的兴起(1901-1927)

西式饭店是近代北京引入较早、发展速度很快的新式综合性休闲空间,对其进行研究能够加深对近代北京城市休闲空间嬗变的认识。作为新式综合性休闲空间,近代北京的西式饭店不再局限于传统旅馆的功能,而是兼营宴饮聚会、跳舞游艺以及举办各类展览活动等。一定程度上,西式饭店成为推动新式休闲活动在城市发展的试验场。西式饭店在北京兴起大致经历了1901年至1911年的引入期和1912年至1927年扩张期两个阶段,其间各自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以西式饭店为代表的新式休闲空间的引入和发展,形塑了近代北京社会的新式休闲生活,彰显了城市休闲生活快速融入世界潮流的基本特征。

近代北京群众性学术社团的发展

近代北京群众性学术社团的发展常润华在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自元代起，就曾出现过群众自发组织的，带有学术性的社团组织。如在元成宗元贞年间及大德年间（１２９５—１３０７年），在大都（今北京）由当时的一些文人、艺人，先后自发组成“元贞书会”和“玉...

近代北京佛教的组织结构研究

近代佛教的发展中,出现了佛教会这一新型组织形式,与传统的宗派与法缘宗族共同构成了佛教最主要的组织结构。本文以近代北京地区为例,力图分析两者存续的具体情形,并对其地位与影响进行相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