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提出发的近代历史观内涵与性质新探

对近代理论的研究和把握,直接影响着对当代社会理论和发展道路的认识和评价,也关乎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可是,在当代的有关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忽视前提的倾向,即离开前提只从理论视角、主题及观点等方面阐释近代历史观的内涵、性质、作用及发展,从而导致了近代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该文提出了一种从前提出发的研究方法,并针对当代的有关研究,从近代理论的前提出发,对近代历史观的内涵和性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近代历史观的变革与启蒙

近代中国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向何处去"两大问题的困扰。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中国开始由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轨。近代中国的这次变革是史无前例的,可谓天崩地解。值此动变之际,近代中国经历了由顺变到求变的过程,而转变轨迹表现为"道器不变""器变道不变""道器皆变"和"根本解决"的日益激进的过程。"中国向何处去"主要体现在历史观变革和启蒙两个方面。在历史观变革方面,经历了复古、治乱递嬗、循环、"三世"进化、改良进化、革命进化和唯物等历史观渐次演变的日趋激进过程;在启蒙方面,个体则发生了自我、仁心、心力、新民和庶民等的渐次变革,群体发生了族群、民族国家、大同社会和社会主义等的依次演化,政治则发生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的渐次改变。近代历史观的变革与启蒙于今仍然有值得反思与借鉴之处。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 ,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 ,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 ,所有民族 ,包括中国人 ,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 ,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 ,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 ,1 7、1 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 ,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 ,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 ,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 ,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 ,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 ,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 1 7、1 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