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日记视域下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历史影像”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需要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要特别关注史学转型的本土因素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本土、域外两个因素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真相,既重视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他者”,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中国史学转型,外力只是推动作用,内部所酝酿的近代因素和自身对近代性的追求才是根本动力。中国历史学家构建的“新史学”模式和资源,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移植和仿效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而是在融合中西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内在的需要有选择地建构的。如果只关注西方学术输入的作用,忽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近代因素”,则将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解释模式。

近代犹太史学范式演变研究

19世纪受犹太文化危机和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隐匿于历史长河的犹太史学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犹太史学作为近代西方史学新出现的一个分支,经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史和社团民族史等几种不同史学范式的发展后,逐渐走向成熟。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它既反映了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同时又形成了一些与主流学界不同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近代犹太史学知识分子对犹太政治解放的诉求上,而犹太史学范式的演变又对德国犹太社会、德国学术以及后来犹太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关联——“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一学术史事件为观察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深层次关联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从学术媒介的角度来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引发的轰动效应,与《努力周报》良好的学术传播效果有关;在随后展开的古史讨论的过程中,《读书杂志》等报刊媒介又为"疑古派"取得讨论的胜利提供了诸多舆论上的便利;而当《古史辨》第一册刊发之时,朴社等出版媒介则为顾颉刚全力推销该书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总之,学术媒介在"古史辨运动"兴起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还扭转了近代史学的方向。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与近代史学新领域的拓展

一门学科要有开拓和突破,既需要拓展自身的研究空间,亦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近代史研究是这样,翻译史研究亦如此。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3000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新近面世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书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将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从清末起步、发轫,到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过程,作出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中国近代史学,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上,都需要拓展自身的空间,如何拓展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专门领域,深入到近代其他专门学科的史学史研究,该书作者作了一次初步的尝试。

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

近十几年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疏离政治史、革命史的宏大叙事,通过拓宽视野,在对史学本身诸多具体史事研究中取得新成果,同时出现了以现代化、科学化思潮研究为线索解读史学发展过程,并深层嵌入微观历史,尝试进行以新思路重新解读史学史的新叙事探索。同时也出现关注研究范式和理论探讨"重返宏大叙事"的呼唤。认同多元境界,以不同的叙事探索与具体微观研究并行,有利于推进史学史研究的深入。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

在促成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近代今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不但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而且对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不但扩大了古文伪经的范围,促使经书权威进一步动摇,而且采取由经及史的研究方法,直接开启了由经学而史学的转向;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梁启超和夏曾佑,则是真正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开创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新式通史。

王韬史学成就及其在中国近代史学上的地位

王韬是中国近代法国史研究的先驱,也是较早试图全面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还是近代第一个没有官方背景走出国门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实地考察的中国史家。他撰写了许多西方史地著作,系统地书写了法国历史,记述了普法战争的始末,对当时东南亚、非洲、欧洲和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风貌也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描述。王韬的历史著作,追求信史,采取了保存异说的方式;在体裁、体例上,坚持内容决定形式,不拘一体;他注重研究历史与关注社会现实的结合,所作史论充满经世思想;在表述上,他采取了骈散结合的手法,文字优美,同时还体现出较为突出的社会史意识和世界史意识。王韬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史学上承魏源、徐继畬,下启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成绩突出,成果丰富,但也出现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例如,一些民国时期的史学家被夸饰为几近于完美的学术大师,并称那样的'大师'后来不会再出现了,这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也包含一些非学术的情绪。在史学研究中,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准则和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背离求真、求是宗旨的现象予以严肃的反思。

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

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历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者相似的是,清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对儒学要义的探寻也有着复古主义的兴趣。他们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从而完善考证的方法,以期将儒家经典恢复到在他们看来更为准确可信的早期版本。正如他们的欧洲同行在推进人文主义和博古学研究时所形成的文人圈一样,这些考据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团体,交流研究心得并相互切磋。在对儒家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他们也认识到历史学与金石学的重要性,并以历史学的取径诠释经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学家将历史学研究塑造成现代学科的努力中,清代考据学的学术遗产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考据学的遗产表明,那些在塑造欧洲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先例也存在于东亚,很可能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应当将历史观念以及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加以分析与看待,从而超越东西方二元的方法论。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该刊自觉拓展史学研究新领域,刊登了大量关于人口、民族、地理、宗教、交通等方面的论文,为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人口史等史学新兴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该刊力主扩大史料范围,倡导合作研究,重视平等讨论,创造出思想上活跃开放、学术上自由争鸣的良好氛围。该刊还特别重视译介西学成果和资料,为中国学术界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状况开辟了一个窗口,为近代中国学人借鉴外国研究方法提供了帮助。

日记与近代史学史研究:梳理与反思

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把日记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评价,应该说是一个新视角。从学术史的梳理中,不难看出今人利用日记来研究近代史学史还很不够。深入研究日记与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关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即近代日记与史家学术交往和史学流派研究、近代日记与史学评论、史学批评研究、日记与近代史馆和官修史书研究。如果能以上几个维度深入研究,必然会对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重要价值。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期刊是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为标志,此后又有了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类刊物的开始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过程表现出近代史学发展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向。由此可知,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

欧洲近代史学与傅斯年的学术思想

欧洲近代史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对于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至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欧洲近代史学东传的过程中,傅斯年穿针引线,对欧洲近代史学的引介不遗余力,贡献尤著。尤其是,他对巴克尔史学的借鉴、兰克治史理念的宣扬,以及德国"种族-文化"观念的运用,不仅成为其取得重要史学成就的学术渊源,而且为转型期的中国史学创辟了一条新路径。同时,欧洲近代史学经由傅斯年输入国内,开阔了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取得国际学术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大数据与近代史学结合的愿景分析

在今天,大数据、云计算、O2O等新词汇我们已经不觉得陌生,大数据时代已经呈现不可逆转的态势。大数据的特质在绝对意义上可以支撑起近代史学研究的新方式。各学科都在与大数据进行学科交集,这种交集如何在最大意义上推进近代史学的发展也成为了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而大数据与近代史学的互为交集也将在很大意义上推动近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模式。

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与民族精神——兼谈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是具有自己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有特定的内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各个流派史家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途径,治史上有自己的特色。在曲折发展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遗产。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揭示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史学与学术刍议——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读后

史学与学术刍议——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读后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员）一、史学史与学术史本书首先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概念范畴：史学学术史。我国学者一直注重对学术史的研究和撰述，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到刘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

中国近代史学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其文化能够在未来继续发展的一种信念，是其民族前进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动力。张岂之先生最近谈到：“中国今日正处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刻。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反映了历史变化后民族整体的提升。”（张岂之：《从民族复兴的高度看中华文化前景》，《北京日报》2013年11月11日）张先生从文化的角度谈民族复兴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谈建立文化自信的问题。张先生又认为：“中华文化的连绵不断与史学的繁荣昌盛密切相关。”（同上）在这里，张先生指出了历史学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近代，就会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努力重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近代史家们为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提出了种种有价值的思想。

《古史辨》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

《古史辨》是以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的论文总集。《古史辨》出版发行的十五年,正是中国近代史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古史材料集",而且对中国史学近代化也有着重要影响。《古史辨》的疑古辨伪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相契合,它对跨学科方法和历史演进法的运用是近代史学理论的创新,自由的学术讨论与理性的学术批评为推动近代史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