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接受考古专业训练之前,夏鼐求学过程几经转折。由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渴望获取历史知识,是他择定转入清华历史系的主要原因。他侧重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均有新意。他不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并重视利用新材料、综合比照中外资料以求得较准确结论,希望将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专攻中国近代史并有研究心得,可视为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期间培养史学人才的成效。这一学术训练,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考古学研究。

海外藏档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掘、新视角、新路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评析

南京大学姜良芹教授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全40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全书凝练出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20多个专题,为学术界开辟中国近现代史及抗日战争史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史料。这套丛书收录的档案史料种类丰富,编排得当,编纂体例适宜,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档案史料的原貌,为今后探索中外合编档案史料提供了有益参照。揆诸全书,其史料价值极高,既有利于学术界进一步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诸多新的领域,又有利于弥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薄弱乃至阙失环节,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意义重大。无论从史料编纂角度还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套丛书都是近年来海外档案文献整理及出版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邓卫中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邓卫中生平及主要经历邓卫中(1938—2006),男,汉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樟海镇人,四川大学毕业,编审。历任人民出版社编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知识》编辑部主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文史杂志》主编。我和邓卫中相交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他刚从北京调回成都,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编《历史知识》。

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展(1992—2022)的主要特征——基于 Cite 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强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探讨,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与支持。其中,探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及前沿问题,解释其发展历程与方向,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文章借助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方法 Citespace 软件,以 1992—2022 年中国知网核心数据库中国近代史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发文量、高频作者、研究机构、核心期刊等方面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特征;通过关键词聚类、共现知识图谱,结合新技术、新视角、新史料的应用,探讨研究热点和主题演变趋势。

清华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从罗家伦、蒋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费正清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科成长的初始阶段,清华因与哥大的特殊渊源而扮演了重要角色。蒋廷黻在中国首开原创性的近代史研究,并以近代史为抓手,率先推动新史学的体制化。在罗家伦、蒋廷黻等人推动下,清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迅速崛起,该校亦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策源地,并赢得了国际声誉。其高水准的学术研究孕育了一批力作;优质的人才培养为国内外学术机构输送了大批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其在公共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亦贡献卓著。邵循正、郭廷以及费正清等后起之秀,继承并发展了罗、蒋的学术传统,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人物,对该学科的发展影响深远。

6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

文章分三个阶段回顾和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翻译出版国外重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的情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翻译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外文研究成果不是太多,且主要以批判为主。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9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沉寂已久的学术研究活动开始复苏,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推动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阶段是1998年至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才的不断成长,译介工作走向繁荣,翻译出版的国外研究论著越来越多。此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在进一步吸收和学习国外学者研究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对他们的观点给予更加深入的思考。中国学者对海外学者的观点所抱的态度已趋于理性,不再盲目地批判或接受,而是在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反思后提出商榷或驳议。

章开沅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理论贡献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最早是由法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进行批评时提出来的。在上世纪90年代,"碎片化问题"在我国产生了回响;近年来,关于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当代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对此没有置身事外,积极参与讨论,作出了积极地理论贡献。第一,在对历史研究的深切理解基础上,旗帜鲜明,坚持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第二,以一种对于史学研究的职业热爱,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批判错误,在是非判断上有一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的担当,指出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第三,以辩证法的精妙艺术将对立的两个极端调和在史学研究的有机体内,避免极端,力戒偏执,具有史学方法论意义;第四,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问题的讨论,站在史学理论的高度予以理论观照,提出运用历史过程论、历史整体论检讨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使研究偏差在理论层面上得到解决。

新世纪以来的史料型数据库建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新世纪以来,大批具有强大阅读和检索功能的中国近代史料数据库不断涌现,为学术界贡献了海量的数字化文献资源。它们的广泛运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改变了文献查阅方式、丰富了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课题。同时,由于数据库设计上的缺陷以及学者自身学识和治学态度的影响,数据库在运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研究者反思和警惕之处。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赓续与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推动力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如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中国史学界也开始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史学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精神对中外历史上的宏观与微观问题进行研究,愈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就中国近代史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并非万丈高楼平地起或历史断裂之后的重起炉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历史连续性和时代缘由。总括言之,历史学者主要充分运用了四个方面的优长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其一,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这是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史学来源和重要动力。其二,接续清末民国学者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学者改变了过去对清末民国时期一边倒的认识,而是将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成果作为新时期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滋养源,甚至在某些具体成果上有直接承继的关系。其三,有选择地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七年,与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是距离最近的。对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虽然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又一渊源。其四,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史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引入,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恐怕也是力量最强的来源。当然,这四个方面的史学资源不仅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更是其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中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出现的,并由此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和开创性。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系统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现代化视角的引入,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1 996年至 2 0 0 0年的“九五”期间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许多领域中继续获得发展 ,取得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成果 ,但与“七五”和“八五”期间相比较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突破性新进展则显得步伐较为缓慢 ,特别是在宏观审视以及新领域和新课题的拓展方面 ,发展的势头有所减缓。因此 ,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史学界做出相当艰辛的努力。

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的回顾与展望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与基本线索问题,既是宏观理论问题,又密切关联研究实践,且有着较大争议;而于"宏阔"与"细微"之间,则存在着选题与叙事方式上的巨大伸缩空间,能够显示演变中前后的醒目反差。通过轮廓性勾勒与具体例证列举相结合的揭示方式,对上述两大方面的相关内容予以反思性回顾,这构成论文的主要部分。最后的"发展态势展望"涉及四点,即新的整合性研究成果可期加强、"潮涌"与"平流"态势仍会延续、新史料可望支撑相关新成果陆续问世、不断加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会愈发增添学术活力。

陈独秀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五四时期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同时期的李大钊一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来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近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动,政治上成为“半殖民地”,进而提出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陈独秀还以“革命史”观看待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百年历程看,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建立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是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重要开创者。

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近代史研究不被时人看重,但却有不少近代史著述出版。到1928年,通过对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由斯而发,罗家伦明确提出了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近代史著述的特点作出总结,知人论世,可以窥见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非体系化研究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近代史学方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向 近代史学方法的演变经历了博学时代史学,唯理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四个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形成与更替是与时代的进步、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博学时代史学及其方法论。博学时代史学的出现,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