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学导师制对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启示

在校大学生是高校辅导员直接的工作对象,辅导员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与生活;从而直接关系到在校大学生的身心成长。所以,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当今高校的辅导员工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实施指导意见。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学导师制的实施也正是基于培养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尽管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度实施的内容有许多是反动的、令人厌恶的;但是其中的确也有些做法还是值得学习与借鉴,对于当今高校辅导员工作还是有所启发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当今高校辅导员工作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实施的缘由、特征与影响

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这一创举高等教育制度的实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也有其独特的特征。创举虽然留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但是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效果却是差强人意。而近代导师制又是西方导师制、中国古代训导和中国现代导师制之间的中间环节,因此有必要对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实施的缘由、特征及其影响展开研究与探讨。

殊途同归:近代大学体育学科中国化的模式选择

近代中国大学体育学科在学习外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多样的本土实践模式。民国初年,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代表的高师分别借鉴法国和日本的高等师范教育体制发展体育学科,形成了各自的特色。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体育学科试图模仿美国综合性大学办理教育学科的做法,但因各校办学传统及管理体制所限,客观上分化出“学术型”和“师范型”等主要的本土模式。20世纪30—40年代,两种模式在借鉴交流中逐步走向合流。近代中国大学体育学科发展模式分合的动力,除源于学科内在的逻辑外,也与政治、经济、观念、战争等外在因素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探索,通过竞争、合作等方式促进了体育学科的发展,并初步形成了中国体育学科体系的雏形和总体框架。

中国近代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基于对中国近代大学传统复兴式建筑营建背景和风格特征的总结,确立了其在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等方面的保护价值,并针对此类建筑遗产保护实践中的既存问题,提出建筑风貌分级保护策略、建筑空间可持续性保护与利用策略以及建筑环境意象整体性保护策略,旨在弥补当前相关研究的不足并提供有益借鉴。

从斋舍到宿舍——中国近代大学生住宿形态考察

大学生住宿形态与大学教育目标相呼应。中国近代大学生住宿形态的演变表征了博雅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变。博雅教育非常重视学生宿舍建设,因为素质培养往往是生活中的潜移默化;职业教育则比较漠视学生的宿舍建设,因为专业知识和日常生活无直接关联。

创造理性规定的近代大学学术职业

近代大学教师以其获取的纯科学作为创造理性的显现者。纯科学有四个特征:经验性、古典性、自然性、专门性。为此,大学教师的专业能力体现为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在近代,大学教师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其专业精神体现为寂寞、独立和合作。近代大学的学术组织以及讲座制度保障了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创造力。

试探中国近代大学校训的起源

现代意义上的校训是伴随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而出现的。“校训”名称来源于日本。中国古代有校训的原型,没有校训的明确名称。直到近代,教会大学出现了英文校训(motto),随后中文“校训”从日本传入,才使得校训概念和内容达到了名实统一。“校训”名称的引进,表面上是新概念的出现,实质上是新教育观念的诞生,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换的影射,是西方新式学校体制被我国接纳、采用、完善的表现。

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探析

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理念来源于西方大学教育理念、传统儒家教育理念及教育改革实践,具有丰富内涵。近代教育家群体注重人格修养,崇尚通才教育,融会中西文化,重视教育教学诸环节的整体育人作用。在办学实践中,一些著名大学校长更新大学理念,变革大学课程标准,优化课程结构;实行主辅修制,注重基础学科建设,广纳各科贤才,开发教学资源;拓展教育路径和方式,整体推进通识教育。这些举措拓展了通识教育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其办学经验对当今大学通识教育变革具有重要启迪。

中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考析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作用于大学内部的核心权力。我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随着清末、民国初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博弈始终贯穿于大学发展的整个历程。清末,行政权力独揽,学术权力微弱,两权合二为一;民国初期,学术权力主导,行政权力服务,两权初步协调;国民政府时期,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此消彼长,两权再度走向平衡。这一变迁的历程对完善我国现代大学内部权力治理具有较深刻的启示。

从经学到国学: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的逻辑

经学与国学是对传统学术的不同表述,与传统学科的变革密切相连。百余年来,从经学到国学的嬗变,不仅是传统学科地位的变迁,也是教育目的、学科建制、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的转变,对教育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代改革开放为国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开放的中国需要国学教育。实施"双一流"建设,需要协调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关系。推动国学走进现代大学课堂,应选择大众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路径,更好地发挥国学的育人功能。

中国近代大学经学学科的建构及终结

纵观晚清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历程,经学作为大学教育制度框架中的一门承载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尤其是儒家思想学说的学科,确立于1904年,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为标志,终结于民国初年,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等法令规程为标志。

中国近代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的特点及启示

本科毕业论文的实施,不仅需要合理的理念设计和较好的运行程序,而且还需要管理者高度重视和逐步地制度改进。中国近代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呈现出四个特点:理念设计上凸显本科学业属性;运行方式上强调课程化管理;实践操作上重视制度规范;管理过程注重以生为本。其启示在于:转变当代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理念;扭转当代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管理运行的不良风气;推进当代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制度的不断改革。

人性化视角下的南京近代大学校园规划——以南京三所大学老校区为例

在人性化的视角下,探讨目前大学校园规划中出现的建筑体量过大、交通机动化、外部空间设计"重形式、轻人文"等问题,并通过对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老校区校园规划及其历史建筑的分析,挖掘出南京近代大学校园规划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以及注重空间围合和轴线对应、宜人的空间尺度、以人为本的交通空间、尊重场地内外的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规划设计特点。

论《万国公报》对我国近代大学图书馆制度体系构建的启发意义

万国公报是西方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建的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维新变法前后它刊登了很多近代西方图书馆的文章,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办馆模式、管理经验、服务理念介绍到中国,对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制度体系的构建很有启发意义。

试析“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近代大学课程设置的影响

“中体西用”思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的教育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清末大学课程设置。文章主要是分析“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近代(主要是指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清朝灭亡这段历史时期)大学课程设置的影响。

中国近代大学的教师聘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民国前后的北京大学为例

教师群体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聘任也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以京师大学堂、民初以及蔡元培掌校三个不同时期的北京大学为例,通过明确教师选聘标准、设立聘任委员会和制定聘任程序,描述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聘任的制度化过程。大学教师的聘任权力由校长一人独揽转由教授群体集体掌控,教师主体则从拥有科举功名的官员转变为拥有留学背景、学有专长的学者。这与聘任者的阅历及其理念以及留学生群体的回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确立的历史考察

清政府在1904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就产生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萌芽,中华民国所颁布的《大学令》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学教授治校制度,但是,直到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才真正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确立。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中心区沿革概要

以华人办学、教会办学为两条主线,结合若干实例,试析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中心区型制演变的两个阶段。

中国近代大学“第一”之争剖辨

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均为当代中国的著名学府。若各溯其前身,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究竟由谁开其先河呢?本文对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属性问题,进行了论述,否定了其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祥地的“考证”。剖析了天津大学的前身中西学堂、北洋大学堂的性质及办理实况,推翻了该校系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新说”。作者考察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设历程及历史地位,从而维护了该校代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是名实相副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历史结论。最后,对这场“争第一”中所折射出的观念、学风问题有所针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