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国近代家庭史研究述评

近二十年,中国近代家庭史研究在法律与文化、家庭生计、家庭形态、家庭生活等方面成果颇丰。家庭教育、家庭生活实态成为新的研究议题,这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理解近代家庭乃至近代社会。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下,内生性的现代化家庭伦理被发掘。随着环境史、微观生活史的兴起,采用环境史视角探讨区域家庭生活的成果已经出现;关注人的生命体验、从日常生活层面考察近代家庭形态变迁成为新的研究趋向。突破研究力度不均衡、研究范式不成熟等困境,是中国近代家庭史能否成功再出发的关键。

中国近代家庭观的建构与女子教育——以《妇女杂志》征文活动为中心

"五四运动"后,精英阶层发出的"恋爱婚姻自由"的呐喊之声最终走向了何处?这一思想资源是如何被实践、被活用的?其特点何在?通过对《妇女杂志》及其发起的"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活动的研究可以发现,在选择配偶这一现实问题时,青年们十分注重女性的学校教育经历,并在女子教育与近代家庭的组建之间建立起了简单的因果关系,认为女子教育是鉴别"新女性"与"旧女性"的唯一标准,是衡量能否建立"美满"的近代家庭的重要标尺。青年们的选择使女子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权威,一种意识形态,发挥着特殊的文化功能,而且影响深远。

历史人口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家庭”论批判

日本家庭社会学研究者普遍认为,随着近代化的发展,日本家庭也实现了近代化,迎来了"近代家庭"时代。"近代家庭"论是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形成的理论假说,其产生是在欧美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该理论的理论逻辑来看,它只关注了集体秩序,而忽视了个体行动。然而,这一理论并没有经过关于预设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分析讨论就被日本社会学研究者们应用到日本社会的研究中去。落合惠美子列举了八个近代家庭的重要特征,其后又有研究者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两个特征。一个社会理论应该经过充分的理论逻辑和方法论逻辑分析讨论之后才能考虑应用的问题。个体行动是任何社会理论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要对家庭进行研究,必须首先对以家庭构成的基本要素——人口,作为分析单位和切入点,这样才能避免个体在研究过程中被忽视的问题。文章通过家庭社会史和历史人口学的视角,探讨了"近代家庭"论的预设假说。

家庭研究与社会认知:理解日本家庭社会学史的一个视角

近年来,家庭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正呈现出不同于原有家庭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学术样态。这样的学术现象对中国的家庭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本研究简略回顾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家庭研究,并梳理介绍对日本明治以来学术界的家庭研究、日本战后家庭社会学演变的分析,旨在说明,在中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社会学的家庭研究从一开始就与知识界的社会认知需要密切相关;在方法上则一直与整体主义方法、实证的社会史方法,以及传统文化论等方法缠绕在一起。对作为社会基础性制度的家庭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变动局面及学术生态的推动或限制。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对社会认知和社会理论、社会思想产生特殊的影响。通过这种国际学术史的了解,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当下中国的家庭现象和家庭社会学的研究。

从海关到家庭：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变革的价值效应

法律与制度的变革,既改变法律与制度的内容,改变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基本标准的规范,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引导社会发展、构成社会评价核心依据的主流价值观。法律与制度自身内容的特殊性,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呈现出程度上的不同,因而表现出法律与制度变革的不同价值效应。近代中国法律与制度变革经历了艰难、复杂的历程。不同的法律与制度,在其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也展示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不同影响的价值效应;同时,由于变革中的法律与制度的价值效应的不同,又直接影响法律与制度变革的过程、途径和效果。

日本“无缘死”研究中的共同体主义意识形态辨析

"无缘死"现象经日本NHK电视台传播以后迅速成为日本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其相关研究在近五年来也层出不穷。日本学界将"无缘死"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共同体解体,即包括家庭功能的衰退导致的家庭的解体、雇佣制度变革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等,日本正迈向个体化时代。从这些研究结论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学界并未摆脱共同体主义意识形态预设,依然将共同体看作是稳固、静态、有凝聚力的集团,认为"无缘死"是日本家庭、村落、企业等共同体凝聚功能失效的后果。然而,这一意识形态预设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矛盾,也与日本社会的经验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