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代山西种植业、养殖业和林果业发展初探

近代以来,基督教传教士、教会学校把西红柿、甜菜和高产优质的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新品种传入山西,并引进、改良了农业技术、工具,使山西种植业开始向现代转变;引入苹果等果树品种为山西林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奶牛、奶羊、新鸡种的传入则更新了山西养殖业的品种。这些都增加了近代山西人的食物营养,提高了近代山西社会的养育功能。

近代山西公路修建与营运述论

20世纪20年代,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商品流通更为活跃,但山西除了正太、平绥两段铁路外,主要道路仍为驿路,商品流通主要依靠传统的运输工具进行货物输送,经济往来十分不便。因此,以汽车运输为标志的近代公路交通应运而生,近代公路交通以其灵活、便捷等优点弥补了铁路运输无法全面布点的不足,便利了城乡交流,但因公路网络的不完善、载货量小以及运费高昂等原因,部分与铁路路线重合的公路线路运输受到铁路运输的排挤而逐渐衰落下去。

外国经济力量与近代山西社会经济变迁

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外国经济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处华北内陆的山西省在近代也受到外国经济力量的明显冲击。在入晋洋货和洋行收购土特产和农产品等外国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山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自然经济结构解体加速,一些传统优势行业如冶铁业、铁制品加工业衰落,一批近代工业产生但得不到充分发展,境内居民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迁,如消费观念的"由俭入奢"、"崇洋"现象显著、商品性消费增加等。

李贽的男女平等思想与近代山西的妇女解放

明朝中后期的李贽是中国最早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女人和男人同样重要,女人和男人的见识无长短之别,女人和男人在婚恋、受教育等方面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李贽的男女平等思想在晚明至民初被很多思想家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近代山西有越来越多的妇女着新装、变发型、自由恋爱,并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参加革命,逐渐获得解放。

岑春煊与近代山西

岑春煊与近代山西的关系,是清末政治中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庚子年护卫慈禧西逃、创办山西大学堂等举措,更是让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高峰,对近代山西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和反响。尤其是山西大学堂的建立,对近代山西乃至近代中国教育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岑春煊的步步发迹与近代山西的重大历史事件密不可分,当然,内忧外患的近代山西也为他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近代山西商品市场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的不断加深,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地处内陆的山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以集市为主体的传统商品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山西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以清末至民初这一时期内山西商品市场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以便更好地解读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

近代山西民办手工小煤窑兴盛的内在因素

清末到抗战前期,山西民办手工小煤窑之所以在近代机器采煤业已逐步拓展的同时,发展较快,具有持续活力,除当时特定的社会大背景、大环境外,清末民初政府的政策鼓励和晋煤埋藏浅、易开采、投资小、见效快,与机器大矿相比,成本低、利润厚是其兴盛的内在因素。

近代山西印人及其篆刻艺术——以山西博物院藏品为主要研究对象

近代是中国篆刻艺术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近代印人在继承清代诸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可谓名家辈出,流派林立。除了杭州、北京等印坛重地,山西亦涌现出许多浸淫金石篆刻的名家。他们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精于篆刻,深通印学理论,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篆刻艺术之中,引领着山西篆刻艺术的发展。本文以山西博物院藏品为基础,选取几位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山西艺术家,在时代背景下解读他们的生平来往与艺术历程,探讨他们在篆刻艺术领域的成就。

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变迁初探(1894—1927)——以小额通货为中心

1894—1927年间,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演化周期,先后经历"银两—制钱"、"银两—私钱"、硬币型"银元—铜元"、纸币型"银元券—铜元券"等更替阶段。以甲午战后的全国性钱荒危机、1918年山西铜元厂成立与1923年山西省银行转为官营为时间节点,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的小额硬通货(制钱、私钱及铜元)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期间,城乡市场的物价、工价、银钱比价也受到货币更替的巨大冲击,总体呈工价涨幅低于货币贬值幅度、货币贬值又低于物价涨幅的特点,这对乡村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的变迁过程为考察我国城乡货币流通变动及其影响提供了重要案例。

大学与地方教育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山西大学与山西近代教育》

赵清明博士撰著的《山西大学与近代山西教育》一书,以近代山西大学为研究中心,通过对1902～1937年山西大学与山西近代教育发展之间关系的考察,探讨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陆省份,近代大学教育与区域教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区域教育现代化史的研究。

新教与山西近代教育

近代山西的天主教、新教均将教育作为一种传教手段,积极创办教会学校。但由于意识形态的追求、历史经验及对教育重视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天主教与新教在山西不同的教育实践活动。新教教育凭借其在办学时间、数量、质量等诸多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成为近代山西教会教育的主要成分,奠定了山西近代教育的基础。

中西合璧的建筑艺术以近代山西的天主教堂为例

近代山西天主教堂是三晋大地上较早出现的西方建筑类型。在长期的发展中,这些教堂建筑经历了一个逐渐中国化的过程,最终发展出带有地方传统建筑特色、中西合璧的建筑形态。近代山西天主教堂建筑,不但是中西建筑文化相互交流的实例,也是天主教堂建筑中国化过程的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山西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常麟书

1840年以后,落后的中国命运堪忧。出身晋商常家、博学多才的常麟书在京城求学,受到维新思想的熏陶,萌生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突破封建思想,组织韦华华诗社,迁学省城,当考取功名后毅然辞官回乡兴办笃初学堂,并自编教材《外史歌略》。笃初学堂开省内私立学校的先河,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其教学理念、管理办法对当今中学教育都有借鉴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居民的饮食结构与营养分析

从日常生活史角度,对近代山西地区农民的饮食与营养结构进行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农民饮食结构呈现出以植物性食物消费为主的特征。饮食结构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与阶层差异,但并不明显。从营养学的标准来看,每日热量摄入基本能够满足农民日常生活的最低需求,但是营养结构失衡,热量来源单一。这与民国时期山西地区的整体发展有密切关系,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华北地区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山西党组织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1924年,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高君宇回山西创建了中共太原支部,这是山西最早的党组织。山西党组织的诞生是近代山西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是近代山西人民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一、山西党组织的建立是近代山西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如何在强国如林的近代世界中"自立于天下"而不为"天下万国所鱼肉"的问题,就日益迫切地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1906年山西大学堂手工图画科考

在1906年的山西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山西大学堂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在山西带动了整体的教育发展,并且在全国的高等教育中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英式教育"理念下的山西大学堂真正意义上完整了预科、专门科的课程体系设置,科学规划了学习过程。在手工图画科的建立和教授中,不同的专业方向,不同的任课教师他们的着力点也不同,以西斋化学教员新常富和中斋物理教员任钟澍为代表的图画课和以中斋图画习字教育柯璜为代表的传统书画美育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区别较大。挖掘探讨近代山西高等教育中艺术教育的特色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唤醒了山西进步青年。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学生、工人、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山西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高君宇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和帮助下,创建了山西党组织。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山西人民在近代革命历史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浅析山西大学堂的洋教习

山西大学堂的洋教习培育了一大批新式人才,特别在培养翻译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山西大学堂引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教育理念和方式,改变了中国较为落后的教育模式。洋教习一方面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学科内容、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对推动山西教育的近代化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引发了一些问题,本文对此加以分析。

罂粟种植与清末山西农民生计问题——以“文交事件”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社会考察

近代山西是一个鸦片泛滥的重灾区,罂粟种植是乡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清末民初,山西省文水、交城两县发生了因官吏强行铲除罂粟而引发的"文交事件"。这一事件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初期清廷"申禁"鸦片的政策与农民生计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另一方面还真实地体现了近代山西农民从自然环境、市场需求等现实条件出发而作出的生计选择。

用好红色资源 弘扬红色文化——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焕新开展

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以下简称彭真纪念馆)位于山西太原文瀛公园内文瀛湖南侧,是近代山西最早的公立中学——省立第一中学旧址所在地、山西最早的党团组织的诞生地,是早期共产党人高君宇、贺昌、彭真等就读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被誉为“山西红色革命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