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手工业形态及经营方式——以近代成都手工业为例

成都是内陆地区城市手工业的一个典型城市。其经营形态可大别为四:即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与工场手工业、流动匠作手工业以及手工业合作社。不同形态的手工业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其中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等采取了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与苏州、天津等手工业发达城市相比,成都手工业中的包买制处于较低层次。手工作坊大多工商兼营,前店后坊。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为数不多,个别手工工场在经营管理上已显露出现代企业的雏形。流动匠作手工业以走街串巷、上门修补为主。手工业合作社以生产合作为主要特点,是一种崭新的经营方式,但在近代成都手工业中也只是昙花一现。上述四种形态的手工业共处于一个城市,充分反映了近代成都手工业的落后性与复杂性。

近代成都饮食消费中的社会阶层分析

清末民国时期伴随着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成都的社会阶层也出现了传统向近代变化的趋势。各社会阶层内部都增加了一部分现代职业人口群体,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群体差异更加明显。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使各社会阶层的整体消费能力都有所增强,但各社会阶层间及同一阶层内部不同群体间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呈加剧化态势发展。不同社会阶层的饮食消费能力、饮食消费需求、饮食消费结构,受西方饮食文化影响的程度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饮食消费市场,推动了近代成都饮食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使成都市民的饮食生活面貌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化的两个世界。

近代成都的赌博之风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

本文试图将近代成都兴盛一时的赌博之风放入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中 ,通过对近代成都赌博问题的整体分析及其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非良性互动关系的探讨 ,从而把握成都这类传统行政中心城市在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时的一个侧面 ,反过来观照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近代成都饮食生活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评《近代成都饮食生活变迁研究(1861—1945)》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序幕。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迅速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中饮食生活变化尤为明显。成都地处成都平原,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成都人民勤劳洒脱的性格,成都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饮食生活丰富多样。在近代西方饮食文化进入长江流域后,成都饮食生活受到影响,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基于此,研究近代成都饮食生活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尤为必要。《近代成都饮食生活变迁研究(1861—1945)》是由梁刚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书籍。该书以近代成都饮食生活变迁研究为选题,从社会生活变迁的视角,考察饮食生活的变迁,揭示出近代成都城市居民饮食生活的基本样态,是研究近代成都饮食生活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的重要参考书籍。

制图与治民:近代成都城市地图的功用、权力与治理关系研究

城市的转型往往牵连着区域内空间资源的内部调适与重新分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地学测绘知识的传入,成都城市地图的主要职能也由“大一统”的意象性象征转变为政府治理社会的“技术工具”。与此同时,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得过去由官方单向主导绘制地图的局面被打破。地方人士与官方共享地图符号系统背后的话语权力,加大了政府基层治理的难度。官与民围绕土地勘测、地权划分、户籍重组等施政措施,在有限的城市空间资源上,或明或暗地展开互动与博弈。考察近代成都城市地图“制图技”与地方政府“治理术”之间互嵌、交流、碰撞的历史关系,不仅能加深理解近代成都城市转型的趋向与进程,还能提供一种重新认识近代国家城市治理机制与逻辑的新视角。

近代成都城市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古代成都城市发展水平较高,曾是四川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进入近代以后,成都城市发展相比于沿海沿江城市明显缓慢下来,成为近代中国比较典型的发展滞后型城市。近代成都城市发展滞后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交通地理条件的制约、新型经济因素微弱以及多年战乱的摧残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

试论满族和回族饮食文化对近代成都的影响

晚清民国的成都是现代川菜菜系的发源地与演变中心。成都的满族和回族人口也影响到了现代川菜菜系在成都的定型、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满族、回族等少民族饮食文化推动了近代成都饮食业的发展,从原料选取、烹饪技法、菜品制作、筵席内容等方面给现代川菜菜系以影响。生活在成都的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为成都市民的饮食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带来了新的饮食品种,大大丰富了成都川菜中的面食、糕点、小吃的内容。

近代成都房地产业发展的初步研究

近代随着传统农业经济逐渐被打破,成都城市开始走向现代化,近代意义上的房地产业也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清末民初,城市人口的大量聚集打破了成都城市两道城墙的枷锁,完成了近代成都房地产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近代成都房地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树业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开始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产业链,是近代成都房地产公司的雏形。抗战初期,成都的新村建设,通过城市建设改造,带动成都房地产业的初步发展,促成成都传统房地交易向近代房地产业的转变。抗战时期人口的急剧增加,为成都房地产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使成都近代房地产业逐步形成。

饮食生活变迁视域下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以上海、成都为例

近代上海与成都这两座城市市民饮食生活变迁面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在食品工业发展与食品种类的丰富程度、饮食业的发达与饮食市场的繁荣程度、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程度、饮食消费风气的变迁程度,普通劳工阶层饮食生活水平的高低程度等方面。而这两座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的启动与进程的差异、城市人口和财富聚集能力的差异、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程度的差异等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市民饮食生活的变迁面貌差异的根本原因。近代上海与成都这两座城市市民饮食生活变迁面貌的差异从一个具体而微的窗口展现了近代中国沿海与内地两个世界的巨大差异。

成都的另一道窄门

流沙河先生尝言:“要了解明清时期的成都,得去宽窄巷子。要了解民国时期的成都,须去华西坝。”坝上老华西,笔者曾稍有涉猎,著有《风过华西坝》《弦诵复骊歌》两书。此处的宽窄巷子,代指清中叶后渐成规模的满城。章夫先生所著《窄门》,正是以诗的语言和随笔文体,叙写近代成都的满城,因何起、为何兴、何以衰的一部微观史。所谓“窄门”,《圣经·新约》中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此处所喻,内涵外延丰富,可意会却难以言传。

成都近代文化名人事履钩沉

本文从众多文献的爬梳中勾稽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成都近代文化名人,这其中包括川剧剧作大师黄吉安,杰出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叶伯和,儒释哲一代宗师、中国书法界之泰斗马一浮,语言文字学家黄侃,著名藏学学者、《藏汉大辞典》编者张怡荪,中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周太玄,"万能教授"张圣奘,金针高手叶心清,中医学家蒲辅周,当代骨科泰斗级人物杜自明,我国第一代最著名的女企业家董竹君等等。笔者对这些名人事履的钩沉,不仅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为社会保留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

成都教区近代教堂细部装饰手法与题材研究

由于工匠技术、建造材料、经费预算以及文化形态等方面因素,近代中国教堂的装饰与西方相比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本土性。通过对成都教区现存15座近代教堂装饰的调研测绘,重点对其细部装饰的呈现手法、纹样题材进行研究与总结,探讨西方建筑文化在四川的适应过程及其本土化特征。

蜀中风俗 美食生津

成都自古产酒,金沙遗址出土的酒器可以为证。成都自古就有酒馆,最著名的就是在古代文献中明确记载过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夫妇开的酒馆。对成都古代酒馆最佳的描绘是唐代诗人张籍的《成部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淮家宿?”近代成都可以看到的酒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高档的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