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中的日本影响——以直隶省师范、军事学堂为例

作者通过对直隶师范、军事等学堂的分析透视,揭示了日本教育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影响。认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受日本影响很深;日本教习及留日毕业生对帮助中国建立新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家蔡元培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浙江绍兴人,公元1868年(清同治七年)出生于一个钱庄经理的家庭.少年时代接受封建主义教育,读了不少中国经史典籍.他对中国旧学有一定的修养.蔡元培26岁时,以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在青年时代,他就开始接受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尤其是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

伦敦大学建立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以第一特许状为考察中心

1836年,在辉格党统治时期,国王威廉四世颁布了第一特许状,合并了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成立了伦敦大学。第一特许状在伦敦大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赋予了伦敦大学独立法人的合法地位,使之享有处理所有土地、房屋及财产的权利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规定了伦敦大学的早期构建,形成了一个由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开辟了与牛津和剑桥大学不同的大学发展之路。但第一特许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伦敦大学的早期发展起了抑制作用,尤其是在教学科研与学术发展方面。总体而言,伦敦大学是改革的产物,也是妥协的产物,它的成立顺应了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潮流,体现出了英国现代化的某些基本特点。

近代中日教育改革的成败原因浅析

十九世纪中期,两个基本上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先后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并被迫开国。为了摆脱民族危亡的厄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两国都开始了改革,教育改革即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日本不仅实现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既定目标,而且形成了初等、中学、高等三级配套的庞大的实业教育网,实现了人才的自给和科学技术教育的自主,

高等教育改革的妥协性——以19世纪伦敦大学的改革为例

19世纪的伦敦大学经历过两次富有深刻意义的变革。1836年,政府颁布《第一特许状》,合并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成立了一所纯考试机构的伦敦大学;1898年,政府颁布《伦敦大学法》,联合了大学的教学与考试功能,将纯考试机构的伦敦大学改革为教学与考试相结合兼管科研的联邦制大学。政府在两次改革中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即在世俗与宗教、教学与考试的矛盾中相互妥协,将改革的冲突引向融合,避免了矛盾的激化。这种渐进的改革模式既适应英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特点,又符合高等教育自身组织系统的妥协性逻辑。

论张之洞对清末教育改革的思想引领

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中国知识分子迅速行动起来,不断思考和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的改革主张和不懈探索,体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内心渴望。在这些社会改革家中,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影响尤为巨大。

弥合缺失与范式创新:西洋教会女学对晚清社会教育变革贡献浅析

中国传统女子教育在清代有着文化教育缺失的弊端,而近代教会女学则合式性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在当时代表着一种科学性、先进性的教学形态。其在西方教会、西方政府的支持下,以及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声援下,获得了快速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教会女学以其教育面向大众的普及性、教学体系和课程建制的范式性,成为国人教育革新的参照物,从而为晚清社会教育变革作出了贡献。

吴汝纶访日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桐城派文人、教育家,是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的挚友。吴汝纶不但拥有深厚的国学造诣,而且相当注重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其总体思想立场更偏向于洋务派,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不乏批判嘲讽之处。

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

张百熙(1847-1907年),湖南长沙人。1874,年中进士,早年曾授翰林院编修、侍讲,任山东、四川等地乡试考官,并先后任山东、广东两地学政。以后又历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他一生热心教育事业,积极投身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本文仅对其恢复和发展京师大学堂的贡献进行一些粗浅探讨。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提议设立"京师大学","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李端芬这个奏折,据说出于梁启超的手笔,当时流传甚广,影响较大。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清廷下谕举办京师大学堂,并派孙家鼐管理。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

贺信

正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欣闻贵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意!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杰出的教育家。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对指导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