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论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嬗变

中国近代文人日记异常宏富,日记作品繁多,长篇巨制不断涌现,形成独特的'日记学'气象。中国近代文人日记文体的衍变与中国近代化同步,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其繁盛气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日记文体的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等多种因素融合、重构的结果。所谓日记的政治化主要是指使外日记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对日记写作的植入;所谓日记的著述化主要是指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人把日记写作著述化、学术化。日记的政治化与著述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它们都丰富了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写作,加强了日记文体的'量变';日记的艺术化导致日记向日记体小说、日记体散文的'异变',是日记文体的'质变'。同时,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是日记艺术化的基础,日记艺术化是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的升华。

日记视域下的“顾黄王”并称与船山学的发生

船山学的发生与“顾黄王”并称密切相关。近代文人日记中涉及很多复杂的“顾黄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问题。“顾黄王”并称是很重要的近代思想史问题,而近代是一个思想动荡、文化转型的时代,“顾黄王”并称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动。“顾黄”“顾王”“黄王”三种并称依次出现而又相互交织,直到“顾黄王”形成,“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合称才最终完成。顾、黄都处于江南,由于地缘关系,他们很快形成了“并称”。到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王夫之思想大放异彩,“顾王”并称成了主流,“清初三大思想家”的称谓也逐渐形成,船山学也自然被建构起来。可以说,船山学的发生是在“顾黄”并称与“顾王”并称之争议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