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史互证互生中弘扬中国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将爱国主义教育渗透于近代文学的教学中是近代文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运用启发、探究、讲授等方式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恰当、充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促进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开展。用文学的社会批判性增强爱国意识,用文学的情感体验性内化爱国情感,在文史互证互生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近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从而实现课程内容与思政目标的有机结合。

日本近代对中国、西方文论中“情”的转换——以坪内逍遥、尾崎红叶为中心

日本从古代到近代,都经受了不同的外来文化冲击,其文论便是在一次次外来与本土文论交融中逐渐形成并发展的。纵观日本文论史,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吸收和内化外来文学。本文从“情”的概念出发,探讨日本文论是如何将中国、西方“情”的概念进行融合,并形成自己独有的文论观念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离不开日本古典文学以及近世文学的理论与创作,而日本古代文论是在与中国文论的深度交融中逐渐形成的。

过渡、衔接与转型——重新定位中国近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两种文学本位观主宰着当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正是这两种文学本位观使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缺乏主体性。在古代文学的立场而视 ,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延续 ,但更是古代文学的衰落和死亡 ;在现代文学的立场而视 ,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新生 ,是现代文学的先声和开端。古代文学更看重近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现代文学更看重近代文学中新的文学因素的萌生和壮大 ,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本位观观照下 ,近代文学被拆解成两种面貌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更重要的是 ,不论是站在现代文学的本位立场还是站在古代文学的本位立场 ,近代文学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肯定 ,其地位都不可能得到认可。无论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 ,中国近代文学都是边缘性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没有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的内在统一性 ,不具备充分的类型化 ,同时表现出典型的变革时代色彩。建立起恰切的中国近代文学本位观 。

论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性

中国近代文学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学类型,它具有自己的本位性,表现为变动不居、价值多元、内在的紧张与冲突、探索与创造等特征。近代翻译文学是中国近代的本位性文学。确立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观对中国文学通史具有关键性意义。

中国近代文学的学科定位反思

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相比,近代文学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和明显的不足,这是由于近代文学学科定位的局限性或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过渡性的学科定位,并从断裂性视角重新审视近代文学的学科建构。中国近现代之交的“三重断裂”现象———文化断裂、语言断裂以及认识型断裂将会给中国近代文学断裂性研究带来更多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访谈

杨萌芽（以下简称杨）：河南大学有较好的近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我们老师中有研究小说的，有做报刊的。我现在在研究诗文，时间不是很长。有些看法很受几位老师的影响，比如王老师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我看到的评论中，有一些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把现代的起点向前推进了。其实王老师的本意是对晚清文学研究的一种促进．使大家更多的关注晚清这一块，所以想请王老师先谈谈这个概念提出背后的一些情况。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

“立身出世”主义对日本近代文学发端期的影响——以森鸥外《舞姫》为例

明治维新后,日本传统的"士农工商"制度瓦解,但由于儒教等传统思想的影响,随着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以及西方借助实学出人头地思想的普及,形成了融"立身""出世"为一体、以出仕为目标的明治初期"立身出世"主义①,深深影响了社会各方面。本文以森鸥外《舞姬》为例,管窥该思想对近代文学初始阶段的决定性影响。

日本近代文学与“言文一致”运动

日本明治时期展开的"言文一致"运动包含了众多复杂的侧面,二叶亭四迷等日本近代作家所进行的文体实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日本近代文学与"言文一致"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会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言文一致"运动以及二叶亭四迷等近代作家的文体实验的实质。

试论中国近代文学精神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不仅它本身正在发展与转化,而且在西方文化撞击与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已开始由古典向现代转型,与此相适应,中国近代文学精神也具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从如下五方面对此进行阐释:一、启蒙精神与文学启蒙;二、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三、自由、民主精神的张扬;四、西学东渐与文学的变革;五、革新精神与大众意识。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旧文学的过渡

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受外国文化艺术的启发，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以及文学理论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建树。他以饱满的热情与非凡的气魄革故鼎新，建立新文论新文体，并亲身从事翻译及创作，满怀激情地为新文学的诞生鼓吹奔走，对于促进中国文学摆脱传统桎桔，吸收新鲜血液以至走向世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先导作用。梁氏开启了一代文学的新风气．其影响所及，不但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传统面貌，使近代文坛涌现了一批崭新的文学作品，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且培育了一批矢志文学革新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并为“五四”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研究笔谈

2021年10月,由济南大学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编选、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正式发行。《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入选2017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郭延礼、郭浩帆担任总主编,由《文学评论卷》《小说卷(上、下)》《诗词卷(上、下)》《散文卷(上、下)》《戏剧卷》《弹词卷》《翻译文学卷(上、下)》和《史料索引卷》组成,共8卷12册,650万字。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近代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我研究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梳理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另方面也是想透过翻译文学这个参照系,更好地认识中国近代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进程中,外国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其中 ,2 0世纪 2 0至 40年代 ,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 ,也是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时期 ,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 ,而陈子展是最早使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学者。 2 0世纪的最后 2 0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第四个时期 ,近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研究视野趋于开阔 ,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 ,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纷纷问世 ,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学术群体 ,并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江苏、广东、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随着人们对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的深入理解 ,随着研究者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扩大 ,随着近代文学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 。

近代传播与文学的互动历程

近代传播文学化与近代文学传播化的互动历程 ,是从传播的文学化开始的 ,其原因是传播意欲迎合中国文人以及当时的传播环境的特殊。而近代传播的产生及其文学化 ,引发了近代文学的传播化。文学生产主体、机制及传播机制的改变 ,使近代文学有浓厚的传播色彩 。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因此,八十年的近代文学(18401919),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它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建构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列宁语),这些"新的东西"既为古代文学所无,又对现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言文一致":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起源——从历史主义到"历史化

"历史主义"是一种隐含"欧洲中心主义"和"内容决定论"的局限性极大的历史观。而"历史化"则是一种对"形式"采取辩证的历史态度的崭新视点。通过对"形式"进行"历史化",可以澄清许多疑惑,并发现"言文一致"实际上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起源,而所谓的"内面"也是它的产物。

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恐怕从来都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她的庞大和复杂使亲身体验到她的存在的日本人也只能触摸到她的一个微小的局部，因而她的整体形象无法建立在某一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日本人的“中国”来源于日本人对中国的叙事。这些叙事既包括在普遍意义上属于虚构叙事文学范畴的小说和叙事诗，

桐城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保守角色,桐城派被斥之为“桐城妖孽”,从此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与冷落。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从整体上评价,桐城派对古文语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注定它必将成为新文学运动变革与清除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