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形成和演变--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为中心

在唐通事的基础和框架上形成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体系,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1873年诞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历史上一般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时期:前期为1873年6月(也有说8月)创立,至1886年取消,一般称为旧东京外国语学校(简称“旧外语”);1899年再度复活,规模更加整齐,一直延续至战后,一般称为“新外语”时期。学校内所设的汉语部,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官办的中国语教育机构。与几乎同时期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体系的外国语教育兼有文明传播的功能相比,中国语教育基本上只是止步于一种外交、贸易诸领域的实用性的语言教育。对东京外国语学校以及相关的官办中国语教育机构的沿革变迁的考察,大致可把握整个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性。

近代日本直输出事业之肇始、发展及影响——以茶叶对外贸易为例

近代日本开港之后,本土货物出口到海外需要借助洋商之力,面临着贸易主导权被把控和操纵的问题。产业界力图摆脱这一局面,实现外贸自主化。为此,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倡导发展直输出事业,就茶叶贸易而言,业界发起了三轮冲击:明治十年以后,茶叶产业界以静冈为中心,开启了第一波向外国直接出口的尝试,这时期的茶叶直输出会社以乡土地域为中心,存续时间短、自有资金少,需要借助第三方销售,最终失败;188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在府县乃至更大范围内开展规模化联合,试图成立全国范围的日本制茶会社,以提高日本茶叶直输出能力;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再制茶公司直接向设在消费国的分支机构或日本开设的茶叶代理店供货,从而打通了外贸的全过程。20世纪初,日本制茶直输出事业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打压和挤占了外国商馆的茶叶贸易。在此过程中,各界的决心以及彼此的联合和协同至关重要。

近代日本第二届山县内阁与宪政党关系之考察

作为藩阀政治家中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在政治理念上并不认同政党政治,故坚决拒绝党员入阁。其与宪政党合作的直接目的是完成甲午战后经营计划,在两届议会上通过预算案及各项重要法案。山县阀代表人物桂太郎通过与宪政党合作的亲身实践体会到藩阀与政党合作的限度,充分认识到如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施政和适应政治转型的现实需求,唯有组建政党。以星亨为首的宪政党将二者间的合作定位于政党内阁成立的准备过程,通过合作,在金钱方面获得了巨大利益,扩大了城市资产阶级对宪政党的支持基础,亦有力地扩张了其在地方的党势。但由于终究难以进入到政权的核心,促使其深刻认识到唯有以藩阀同化于政党的途径将开明派藩阀政治家——伊藤博文引入政党,实现藩阀政党化,才能建立政党政治。双方的分裂最终促成了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的相继成立。

近代日本在东亚的殖民主义渔业政策

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期间,移植国内渔业法制,在上述两地设置水产试验科研机构、成立渔业或水产组合,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建设,在短时期内使两地的渔业法制实现了近代化,推动了海洋渔业走向规范化和秩序化。但这种近代化是基于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之上的,目的是满足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的需要。渔业法律政策为殖民统治披上制度的外衣,先天带有殖民属性。日本殖民者借助法律政策在东亚渔业领域主导规则建立,构建特权甚至是霸权秩序,也为日本构建“海上帝国”以及在东亚地区的殖民起到后援支撑作用。

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五台山的调查研究

有文殊净土之称的五台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与世界文殊信仰中心。近代日本为满足其侵略中国的需求,通过采取官方扶持、设立机构、委派“兴亚留学生”以及个人踏访等多种手段,对中国五台山地区进行长期性、综合性的实地调查,包括五台山的地理环境、寺院建筑、所藏文献、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收集整理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五台山的调查成果,着重从调查动机、调查内容、调查特点等方面分析日本在五台山地区的相关活动,以此揭示日本殖民者的侵略意图,客观上也为中日佛教史、中日文化史等方面研究提供直接或间接参考。

论近代日本对汉冶萍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随着“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明治政府日益认识到钢铁工业的重要性,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角度,调整其钢铁工业政策,创办了官营八幡制铁所。为确保制铁所原料供应,日方采取借款抵押、“中日合办”、外交干涉、直接占领等方式,不断争夺汉冶萍公司控制权,并逐渐控制汉冶萍公司,使其沦为日本制铁所的原料供应基地。

郭沫若《残春》与萩原朔太郎《冰岛》——近代日本都市轨道空间与空间中的身体

1869年,日本政府决定修建铁路,自此铁路设施被引入日本,轨道无疑是日本都市近代化后才出现的新事物。在近代文学作品中有极多与日本铁路相关的内容,可以说轨道空间的相关表象是近代日本都市表象中极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选取郭沫若的《残春》和萩原朔太郎的《冰岛》进行比较考察,在明确作品中主人公分别所属社会群体的基础上,聚焦作品中的轨道空间,解读作品中人物在轨道空间中的身体感知与身体状态,明晰两部作品中相关表象各自所具有的特征。并结合其他相近年代的类似文本,管窥在人物各自代表的社会群体的此类表象的深层所隐藏的空间体验的实质。

近代日本的人口问题与对外扩张

近代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满足对外扩张的需要,人口几乎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近代日本的人口政策经历了最初的盲目、放任,到有意识地出台相关政策,再到战时“生育报国”用于支持侵略战争等强制性人口政策的演变。在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驱使下,近代日本始终未能形成合理的人口政策。

近代日本的中国美术品鉴赏与帝国身份认同——以志贺直哉《万历赤绘》为切入点

日本“白桦派”代表作家志贺直哉被誉为“日本小说之神”,他于1933年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小说《万历赤绘》,真实还原了近代日本人鉴赏中国美术品的历史景象,揭示了中国美术品身处异邦的多舛命运,由此可管窥近代日本利用中国美术品鉴赏强化了其自身对帝国身份的认同。主人公“我”在鉴赏过程中产生的对中国这一“他者”形象的认知与想象,以及透露出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诠释了近代日本实行帝国扩张的深层逻辑。近代日本的中国美术品鉴赏作为象征着暴力性的语言符号,成为日本架设帝国身份的重要元素。

试论近代日本的对华文化情报战略--情报学历史研究视角的分析

文章运用情报学中的历史研究方法,就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情报搜集活动进行总体分析,提出诸多创新性见解,表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殖民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在学术思想史意义上构建了近代日本式东方主义。

从水泥产业看日本工业化发展——环向关联:近代日本水泥产业研究(1871-1931)

日本水泥产业肇始于明治政府的“官营”事业,伴随着解决“明治十四年政变”国家政策的转向以及自身经营不善等问题,开启了民营企业发展进程,并在充足的产业资金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水泥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期,又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迎来了因产能过剩引致的过度市场竞争。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创新生产技术、引进科学化管理模式,但也造成了投资过剩并引发产品价格下降等局面。而价格下降扩大了上下游产业对水泥的需求,使之成为“暴利产业”,并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继而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水泥价格下降还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力等其他工业门类的发展,这其中,电力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水泥业提供了除煤炭外的新的动力来源,并降低了水泥的生产成本。因此,产业环向关联效应是促使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完成重工业化,并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内在机制。在“市场机制→市场竞争→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降→关联效应推动关联产业发展→市场需求扩大产业发展”这种动态发展机制下,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得以高速发展。在此压力下,产业重组形成的“财阀”和销售组织“卡特尔”的体制构建,一方面标志着日本水泥产业的成熟,另一方面也成为日本实施对外倾销和抢夺亚洲市场的重要因素。

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是国内外环境造就的产物。“黑船事件”催促近代日本国家意识萌生。欧洲文化的冲击,加快了幕末传统国家意识的崩溃。从国粹主义的泛滥到《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最终形成。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是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具有应急性的特点。

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

19世纪后半期,东亚国际秩序处于由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转型时期。在东亚秩序转型中,包括了三个几乎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此间,日本对中朝的外交政策与其国际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借助欧洲条约体系对东亚既有秩序的破坏,向着有利于实现自己意愿的方向改组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从而推动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

本文拟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和定位甲午战争。幕末思想家的主张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明治初期,日本对外取“远交近攻”之策,以“征韩论”与“征台论”表明了北进大陆与南进海洋的政策意图,其亚太政策初露锋芒。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主张及其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在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初步实施该政策,取得了从北、南两个方面踏向亚洲大陆及南方海洋地区的基地,并打破了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开辟了道路。甲午战后,日本进一步实施其亚太政策;日俄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战后日本在政略与战略方面的积极进取,则为其亚太政策的继续实施奠定了基础。

近代日本“feudalism”译名的厘定

西方"feudalism(feudal system/the feudal)"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译名厘定,经历了一个从"藉土"到"封建"的转换过程。它最先于1866年被译为"藉土之制",后改译"籍土之制",并衍生出"籍制"、"籍土之法"等名。1868年,译名"封建"问世,中经短暂的与"藉土"混用阶段,于1881年正式确立。

近代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工具,是近代日本人在确认"自我身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近代日本教科书中,中国被描写为"未开化"的"旧国",以此反衬近代日本先进的文明程度。而在具体的中国故事的书写过程中,日本人往往立足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政治企图,对史实进行取舍、改编和评价,从而创造出不少扭曲了的中国形象。这些中国形象为日本民众支持并参与近代侵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后,不少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表现出了露骨的侵华图谋,他们极力在中国史研究中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理化、合法化,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已经堕落为侵华的史学。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研究的主要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其中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最为典型。

三菱海运的崛起与近代日本的海外扩张及海权意识

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萌生的海权意识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明治政府为转移国内政治危机而决意出兵台湾,但汽船匮乏给军需输送带来的羁绊与三菱会社的积极参与,让政府认识到“民办”海运公司的发展潜力及其对国家的强烈依附欲。沿海航权的顺利收回,加之此后的西南战争,促使三菱迅速实现了对国内海运业的垄断。政府出面干预,对其政策由之前的扶持转为管控,最终促成三菱与共同运输合并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并顺势将海运公司控制于股掌之间,使之沦为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日本此后会走上对外侵略扩张之路,明治初期海运公司与政府的“邂逅”以及此后的“互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结果,国家对海权的追求成就了公司的海运事业,而公司的海运垄断又促使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对其加以管控。“公司发展海运”和“国家发展海权”由此成为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彼此间交织形成的这种既相互利用又相互角力的双重关系,其实质是政府与公司这对陷入各自利益和权力逻辑怪圈的对手共同推动对外侵略扩张的互利共生关系。

近代日本多版本《万国公法》考察

西方列强以"万国公法"为理论工具打开日本锁国大门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便采取了多种手段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其中,多版本的《万国公法》在近代之初的日本纷纷登场,成为日本近代法体系的有机构成。与此同时,其自身伴随着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所表现出的实质意义在于:为日本社会不同时段的需求提供了理论武器。考察近代日本多版本《万国公法》,可以发现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法理原因。

近代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借鉴

近代日本社会教育始于明治初期,经历了以民间教育为主要形式的萌芽期、以国家权力推进社会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成型期以及以全民学习为主要形式的发展期。社会教育是日本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日本许多教育家在总结日本国力强盛的原因时都指出发展社会教育是一个成功经验。总结日本近代社会教育发展的经验,可以为我国今天的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