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日记》与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岸田吟香是近代早期与中国关系最为深切的日本人之一,1866年初次来上海时,居住了七个多月,留下了一部《吴淞日记》,这大概是除"千岁丸"一行的相关报告之外,当年日本人有关上海和中国的最珍贵的文献。本文据此梳理并探讨了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并对亚洲主义者岸田吟香一流的思想脉络做了深入的分析。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晚清中国茶馆

明治维新后,许多日本人来华游历,其中一些爱茶人士,将茶馆作为了解中国茶文化的窗口。他们亲入茶馆,在品茶的同时,还认真考察茶馆的风格、氛围,甚至茶馆的收费情况。部分人还对茶馆中的商业活动表现出浓厚兴趣。归日后,他们记录了自己的见闻,为我们研究晚清茶馆和茶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简论近代日本人“脱亚”意识的形成

断然中止与中国、朝鲜等亚洲古老封建国家的传统关系,加入欧美资本主义阵营,与“文明”国家共进退,即所谓“脫亚入欧”的意识,是近代尤其是明治期日本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这种脫亚意识,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即摆脫亚洲的迟滞发展状态,学习和追赶西方国家的文明与发达;更有其反动的一面,即在脫离亚洲追赶欧美列强的文明与发达的同时,参与其对亚洲的侵略。虽然应当说,脫亚意识中这一正一反的两个侧面,是不能偏颇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后者。

“偶像破坏时期”日本游记中的武汉形象研究——以三部选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的作品为例

日本明治和大正年间,许多日本文人来汉并留下大量游记,其中以内藤湖南、宇野哲人和芥川龙之介为代表。他们的笔下既有现代化的汉口,也有处于新旧尴尬夹缝间的“传统武汉”。通过与史实的比较,可以发现文本与现实间的失真与错漏。这与作者们的观察视角密切相关。他们所构建的武汉形象,实质是经典文本和侵略者意识共同作用下的幻象,暗示着其独特而矛盾的民族心理。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形象是否客观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武汉是否成为作者们关照本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

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形成和演变--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为中心

在唐通事的基础和框架上形成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体系,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1873年诞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历史上一般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时期:前期为1873年6月(也有说8月)创立,至1886年取消,一般称为旧东京外国语学校(简称“旧外语”);1899年再度复活,规模更加整齐,一直延续至战后,一般称为“新外语”时期。学校内所设的汉语部,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官办的中国语教育机构。与几乎同时期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体系的外国语教育兼有文明传播的功能相比,中国语教育基本上只是止步于一种外交、贸易诸领域的实用性的语言教育。对东京外国语学校以及相关的官办中国语教育机构的沿革变迁的考察,大致可把握整个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性。

近代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考察及其文献研究

近代日本对云冈石窟的学术考察起步早、持续时间长、学科涵盖面广,考察形态由初期的个人受托考察发展到成立专门研究机构,记录形式有论著、旅行记、图版解说。这些成果宏观上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丰富多维的考察文献。日本学者的考察目的始终贯穿于研究内容,有机融合传统中国和近代欧洲的方法论,其研究具有一定特征,亦是近代中国学者加速云冈石窟研究的“信息源”和“催化剂”。综合研究不同时期图文记录,可为今天的石窟保护提供直接依据。另一方面,近代日本的学术考察是殖民主义驱动下的产物,具有时代性和目的性,对其内容应有必要的审视与批判。

从普遍到特殊的近代日本皇权叙事

近代日本皇权叙事建构了近代日本人对天皇权能及其运作方式的认知,是日本政府决策的心理基础。考察近代日本皇权叙事说服机制的运作,可知其形成之始即存在顺应西方“文明标准”与模仿中华圣王政治的双重文化性说服模式。两种模式分别使用西方与中国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伦理来论证近代天皇制政权的正当性,从而构成一个整体性叙事。但在一战后新历史语境下,两种模式均不能说服民众继续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于是近代日本皇权叙事转为“八纮一宇”模式,即以“日本固有”特殊性伦理将侵略战争粉饰为“圣战”。而日本政府从“对美英协调主义”到“亚洲门罗主义”的政策转换亦基于上述从普遍转向特殊的皇权认知。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历史流变——评《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一书,结合日本近代由弱到强进而走向侵略扩张的社会背景,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这一历史时期学校体育的流变历程、特征、作用、历史地位及影响因素,反思其学校体育的军国主义化。研究认为: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并非单纯的体育教育活动,它是近代教育的重要构项,是日本推进文明开化的场域之一,在改善国民体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军国主义的蔓延,学校体育逐渐与军事捆绑,逐步沦为扩军备战的工具,既违背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学校体育只有回归教育本质,才能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真正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近代日本在华新闻业研究的学术图景与反思——基于KH Coder的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KH Coder文本数据挖掘软件,梳理近代日本在华新闻业研究的重点议题、核心领域与整体趋势,发现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群组主要包括近代日本在华情报活动研究、近代日本在华报业研究、近代日本在华宣抚宣传活动研究以及近代日本在华新闻业分支研究等。此外,研究重点与热点的变迁高度受限于史料的发掘,研究的“被动性”较为明显,增强研究的自主性应是未来相关研究的主要目标与现实需求。

近代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的对华研究

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是二战前日本政府假借退还庚子赔款名义推行的“东方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集结了拥有时称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相关学术背景的众多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然而,通过解读外务省档案资料可以发现:东方文化学院的成立和运营均由日本外务省主导,是国家意志全面控制下的对华研究机构,其开展的研究活动归根结底服务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本文对东方文化学院开展的研究活动进行了考察,简述其在推动日本对中国深入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时揭露了其作为日本侵华学术工具的本质。

翻译在近代日本科学知识传播及译语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和日本的南蛮学、兰学翻译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全面翻译吸收西方数学知识的基础,但随着数学知识的不断拓展及译者、译著的增加,数学译语不统一问题日益凸显,阻碍了数学知识的普及与数学教育的顺利开展。日本学者通过在译著中标注译语名称、制作英日数学名词对照表、出版译语词典等多种方式,推动日本数学术语最终走向统一,其中译者的翻译实践是基础,也是推动日本数学术语最终统一的原动力。

略论日本近代美育思想的发展

18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提出了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完善人格的美育概念。这一西方美育思想在19世纪明治维新期间通过留学生介绍及文献翻译等方式传入日本学界。由于当时日本社会的情况,美育思想并未对日本产生深入的影响。大正时期,在“自由教育运动”的引导下,日本教育界开始重视艺术教育对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至昭和初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艺术教育的意义在于促使个体生命的内在成长,而非通过艺术强化或平衡某种能力。然而,随着日本国家政策的转变,昭和中期后美育逐渐成为控制国民思想的工具,“美育”一词也退出了日语常用词汇之列。

从稗趣到学养:日本近代汉学家幸田露伴的中国小说情结

日本文人对稗官小说的趣味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便有曲亭马琴以“忠义”品鉴《水浒传》。日本近代汉学引西学评小说,崇写实抑劝惩、重学养轻趣味。幸田露伴虽曾短暂执教于日本近代汉学的重镇京都大学,但无论对《水浒传》道德意味的解读,还是对传统文人雅趣的坚守,均异于学术潮流;反而更似近年来重写小说史的“预流”,体现了近代日本汉学更为立体的面向。

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在日本近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876年,三井物产成立于东京,在全球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以贸易业为中心不断扩大业务范围。明治后期,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井物产成长为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并跻身为三井财阀的主要支柱之一。三井物产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从各方面推动日本近代的经济发展:促进贸易发展;提供资本支持;提供人才支撑;提供情报支持。三井物产配合日本政府并支持其他日本工商业者,是日本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也是日本近代对外经济扩张的先锋和主力之一。这有赖于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的强大实力,也得益于三井财阀和日本政府的支持。作为三井财阀的核心企业,三井物产生动体现了财阀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密切关系。

义气之争抑或学理之辩?——从绪方正规和北里柴三郎之争看日本医学近代化

19-20世纪,德国医学对日本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日本在学习德国医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紧张与分立的状态。绪方正规和北里柴三郎同样是留学德国,但他们却因阶级、观念和师承的不同分立成两派,在学理之辩中掺杂义气之争。究其根本,这种冲突的背后是医学传统与医学近代化的冲突,即日本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冲突、“吾爱吾师”和“吾更爱真理”的冲突、派系斗争和学术争论的冲突。在考察这些冲突时,不能仅强调封建等级观念在日本医学中的残余,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科学求真”逐渐成为事实评判标准的转变。日本医学近代化本质上就是从义气之争走向学理之辩的过程。

“津田飞鸿”与日本的近代国家形象

津田梅子是近代日本女性教育家。1872年,梅子作为岩仓使团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负笈美国。日本派遣女学生留学美国的举动引发了美国舆论对日本女留学生的关注。此后美国报刊发表了津田父母与其美国监护人之间的往来信函(飞鸿),这进一步激发了美国舆论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的报道热情。本文通过对相关往来信函内容的分析,可知“津田飞鸿”的发表是日本利用英美舆论的全球影响力,在近代国家形象展示上的最初尝试,一定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了日本的近代国际形象,为随后的日美欧三方博弈提供了互信的基础。

日本近代对中国、西方文论中“情”的转换——以坪内逍遥、尾崎红叶为中心

日本从古代到近代,都经受了不同的外来文化冲击,其文论便是在一次次外来与本土文论交融中逐渐形成并发展的。纵观日本文论史,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吸收和内化外来文学。本文从“情”的概念出发,探讨日本文论是如何将中国、西方“情”的概念进行融合,并形成自己独有的文论观念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离不开日本古典文学以及近世文学的理论与创作,而日本古代文论是在与中国文论的深度交融中逐渐形成的。

试论近代日本的对华文化情报战略--情报学历史研究视角的分析

文章运用情报学中的历史研究方法,就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情报搜集活动进行总体分析,提出诸多创新性见解,表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殖民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在学术思想史意义上构建了近代日本式东方主义。

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是国内外环境造就的产物。“黑船事件”催促近代日本国家意识萌生。欧洲文化的冲击,加快了幕末传统国家意识的崩溃。从国粹主义的泛滥到《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最终形成。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是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具有应急性的特点。

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

19世纪后半期,东亚国际秩序处于由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转型时期。在东亚秩序转型中,包括了三个几乎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此间,日本对中朝的外交政策与其国际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借助欧洲条约体系对东亚既有秩序的破坏,向着有利于实现自己意愿的方向改组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从而推动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