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与史学再造

在深层经济社会变革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滥觞于文艺复兴及其人文主义精神。由此开始,人们的目光从彼岸世界转向此岸世界,宗教开始让位于历史,史学再造成为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的缩影。随着人文主义与社会历史理性的觉醒,史学批判精神兴起。意大利的瓦拉与英国的皮科克共同为史学再造开辟了道路,彼得拉克则成为史学再造的先锋。与此同时,历史学辅助学科兴起,成为欧洲现代史学大厦的基石。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与文明重建历程相伴始终。从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的角度,审视史学再造之路,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和把握现当代欧洲文明、反思现当代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近代早期欧洲与中国之间科学技术知识的转移”研讨会在北京中德科学中心召开

2019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中德科学中心的资助下,德国图宾根大学(Eberhard Karls Universit t Tübingen)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近代早期欧洲与中国之间科学技术知识的转移”(Transf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24位报告人做了学术报告。

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国家形成理论致力于重现公民权和民主化的军事基础,认为公民权应被理解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就战争物资进行"谈判"的副产品。作者在对春秋战国国际体系及近代早期欧洲体系中的国家形成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如果公民权源于国际竞争,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中,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了三项让步: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和经济福利。作者提出一个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认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制衡逻辑是公民权跨越时空分别在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兴起的主要因素。公民权在春秋战国时期没落的根本原因是严重低估了制衡逻辑的对手,即支配逻辑;而公民权得以在西方演变为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在于支配逻辑的相对弱势。

传播“空间”：近代早期欧洲的地图与知识-社会转型

在德布雷“媒介域”的理论基础上,本文将地图置于16-17世纪媒介化的技术-文化生态中加以考察。一方面,从“媒介化知识”的视角看,近代早期欧洲的地图制作、阅读、传播与贸易实际塑造了地理层面的科学空间与文化层面的概念空间,两者的交互系统构成了新型的“知识空间”。另一方面,兴起中的近代国家与商业社会参与了知识空间的生产过程,制图与读图既是一种权力获取与保持的要素,又是商业模式、从业群体、贸易流通、公共文化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反映。新式地图与地图集因而成为知识-社会转型中的一种媒介力量,它塑造了空间知识的传播、沟通与重构,也缔造了媒介符号与技术现象、传播领域与文化社会之间的“混合体”。地图革命与成长中的近代国家耦合,奠定了一种新兴的政治地理与“领土空间”的历史基础。

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还是历史研究的“翻译转向”?——《欧洲近代早期的文化翻译》述评

《欧洲近代早期的文化翻译》（2007）是从史学角度研究翻译现象的论文集，全书共分翻译与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与科学三部分，收论文12篇，旨在填补重视译者对比而不重视文化对比、重视短期过程而不重视长期走向、重视理论史不重视实践史的空白，鼓励翻译研究者与文化史研究者之间展开对话，通过查缺补漏弥补翻译史研究的不足。因此，该书既可视为翻译研究中“历史转向”的代表作，也可视为历史研究中“翻译转向”的代表作，无论对翻译研究还是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爱天主之效,莫诚乎爱人”——全球史语境中的近代早期耶稣会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需要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的行为和思想方式不仅受到中国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也受制于他们的西方背景,包括当时西方的思想文化源流、西方教会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西方修会的组织和灵修生活特点。我们对西方传教士的一些看法受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非基督教思想的很深影响,所以我们的传教史研究也需要关注西方教会史和修道传统研究中的学说史和文化史。也就是说,全球史的视野有助于传教史研究的深化。本文主要以近代早期耶稣会的情况为例。

“赫斯伯格矛盾”解读——以大学与欧洲近代早期社会变革为视角

近代早期的大学在展现"赫斯伯格矛盾"保守一面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方式积极改造着欧洲的宗教和社会。欧洲的大学不但为近代早期宗教改革思想的出现提供了灵感,也为马丁·路德反抗天主教会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支持。大学毕业生不仅成为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也让更多受到天主教压迫的普通民众能够接触到宗教改革的新思想,从而激起了整个社会对天主教会的反抗行为。欧洲的大学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学史的研究成为连接宗教改革思想史和社会史的重要桥梁。从具体的历史视域来解读"赫斯伯格矛盾",对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论欧洲近代早期媒介对“异者”知识的建构

本文拟从媒介的角度考察意义重大的欧洲近代早期,探究当时媒介的并存及其对"异者"知识的传播,尤其是新出现的印刷媒介所起的作用。15世纪印刷术的兴起促成了当时的媒介转换,而在这一新旧媒介交替、并存的时期,新世界的形象被多种媒介共同建构和传播,其中,新兴的印刷媒介地位渐趋重要。统一化、标准化的印刷媒介在向公众传达有关新世界这一"异者"的知识时,往往包含有特定的视角和立场,本文将着重探讨印刷媒介的建构机制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欧洲近代早期学术通信网络对大学非正式学术交流的启示

欧洲近代早期学术通信网络是自然哲学爱好者以信件或物品为媒介、包含全领域新知识的跨文化跨地域的非正式交流系统。它带来了信息的及时交换,塑造了知识交流传统,促进了有组织科研,培育了学术共同体意识。其形成是个体自我意识觉醒、书信作为对话媒介以及欧洲邮政系统发展的结果。其运行以友谊和私人联系为基础;中间人是核心角色;互惠原则稳固了这一弱关系网络;它与其他学术交流方式相互补充。欧洲近代早期学术通信网络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并影响了西方大学的交流惯习。我国大学应重视和加强非正式学术交流,充分发挥“中间人”的关键作用;大学教师要积极参与非正式学术交流,并主动与同行建立良好关系。

构建“中国学派”必须正视历史

辛万翔和曾向红在《"多国体系"中行为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根源——兼与许田波商榷》一文中指出,《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中存有两个缺点:其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从分裂到统一的转型期,不存在一个发育充分的国际体系。其二,"大一统"观念决定了秦国能够成功地统一中国,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多元化注定使欧洲走向均势体系。他们认为,该书作者(许田波)把欧洲的均势理论错用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国体系,忽视了中国独特的传统和历史。本文作者对此的回应是,该文的批评缺乏根据,《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提出的"竞争性逻辑的动力学"理论其实糅合了欧洲的均势逻辑和中国的支配逻辑。"合纵"战略不成功是因为集体行动的困难而非"大一统"观念的存在;而且,均势和主权规范在近代早期欧洲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都同样脆弱。因此,作者认为,辛万翔和曾向红的观点与历史实践不符,他们文中观点出现偏差的原因在于把历史(过去发生的事)和传统(对过去的看法)混为一谈。《"多国体系"中行为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根源》的两位作者所说的"大一统"观念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并没有错,但错在他们以为这种观念是秦统一中国的主因。

夜猫子的历史

夜晚既不是白天生活的闭幕，也不是大自然的一个间歇，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着许多属于它自己的习俗和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