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会计法制史研究 促进会计法制建设——关于中国近代会计法制史(1900—1949)研究的若干思考

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对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会计法制研究分别作出了贡献。进一步开展该领域的研究,需要更为广泛地收集资料;需要将会计法制的研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结合,与社会政治状况相结合,与社会法律环境相结合,与会计自身的发展相结合;应该突出为改善会计法制建设提供借鉴的现实目的。

关于《中国法制史》近代部分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中国法制史》教科书，近代部分内容几乎都很薄弱。本文提出建议是：应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作为中国传统法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转型的起点。反封建法统和引进西方法文化，都应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可选编一些具有近代法律意义的案例。并借助近代历史研究、近代法律思想史等研究成果，充实《中国法制史》近代部分的内容。

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

该书封底介绍文字：“本书载录著名法史学家黄静嘉先生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各类著述，凡14篇。既有对于春秋决狱，传统法制的方法论、儒家化与现代化，两岸法制与法学的牵连，以及台湾本土法制及台湾旧习惯的翔实考订，亦有对于近代法制巨擘沈家本、薛允升、戴炎辉的学术历程与思想内涵的亲切阐述。著者本人纵历新旧体制，横跨海峡两岸，其一生遭际即为新旧交会之下中国近代法制史之见证，因而，所思所虑，即为中国近代法制史之自陈。凡此见证与思考，均于本书中举纲张目，娓娓道来，读来别有感受。”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政府法制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政权建立后的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并随之形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政府法制。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大城市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法制。这一法制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意义重大。应当弘扬人民民主法制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今天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增添有价值的资源。

论近代中国遗弃罪立法对大陆法系之法律继受

本文以近代中国对于大陆法的继受为考察对象,阐释了遗弃罪在近代中国的继受历程及其法学据理。本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继受的遗弃罪立法,既是"近代意义"的立法,又是"超文化"的立法。"近代意义"立法意指在内容上传统,在形式上西化的立法模式。正是囿于法律形式的革新,而实质意义上并未改变,因此又被视为"超文化"的立法。通过借鉴近代遗弃罪法律继受的成功经验,本文进一步认为,法律继受应植入本土化的法律元素和文化元素,适时的"本土化"建设才是法律继受成功与否的实践标准。

法制现代化研究与20世纪的法制变革

本文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进行了探讨 ,认为法制现代化研究应该着重研究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 2 0世纪的中国法制变革过程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以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儒家民本传统与西方法律文化在近代中国的融合

顺乎民心 ,体察民情 ,可使社稷永固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从此着眼的。在中国历史上 ,尽管有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十分关心民众的利益、民生的疾苦 ,但却并没有体认到民权 ,民本不等于民权。儒家的民本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民权价值有着质的分别。民权与人权是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 ;两者相比 ,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儒家民本传统既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先进分子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先知先觉者借以体认。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早期萌芽——以1927年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例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重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推动人民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最早建立的大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对建立当时的上海人民民主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那时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制度齐名,共同形成中国近代最早的“三株珍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今天,有必要寻根溯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完善当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有益的资源。

清末“预备立宪”刍议

清末法制改革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于百年前的这场法制改革运动,学界普遍认为,它虽然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挽救自身危亡而开展的一场政治自救运动,但是由于它提出了新的变法指导思想,制订、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官制改革,建立了新的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因而导致了沿袭2000多年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解体,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从这一认识出发,学界对这场改革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本期约发的4篇文章,集中探讨了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预备立宪、诉讼制度与诉讼文化、钦定大清商律对外国法的移植等方面的问题,是关于清末变法的最新研究力作。

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七次"擦肩而过"的反思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从天朝旧梦中慢慢觉醒,统治阶级从法制方面进行变革,试图力挽狂澜,面对七次选择与机会,清末修律,法律移植,还是利用本土资源,多次尝试却归于失败,引起笔者的思考,或者有没有可能打破传统惯性思维,找到一条新的道路重塑中国近代法制史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