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制的关系问题有了一些研究,但对法科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法学所作的贡献,则还未系统涉及。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近代法科留学活动的展开,法科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与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因法科留学活动而带给中国近代法学以若干特点与传统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中国近代法学界驳斥日本“满洲民族自决”谬论考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了东北。为了实现其永久割占中国领土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全然不顾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违背中华民族的意愿,扶植成立伪满洲国,并谬称其为"满洲民族自决"。日本为了使其所扶植成立的伪满洲国具有合法性,制造并宣传"满洲民族自决"谬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搞乱国际舆论,掩盖其侵略本质,逃避国际舆论的谴责,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行径,当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为此,中国知识界运用国际法知识对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该谬论进行了系统驳斥,这一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抗日工作对于揭露日本的侵略本质,对于校正国际舆论对于东北问题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讨论虽是现代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借用"民族自决"概念从事侵占中国领土的重要国际事件,但它对于理解当下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的关系,以及警惕霸权国家以国际法概念为幌子从事于支解弱小民族或所谓敌对国家的行径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翻译与中国近代法学语言变革——以黄遵宪译书为例

黄遵宪选择翻译日本立法文本,不仅是出于外交使命,也因为他意识到翻译是促进社会变革的有效手段。黄遵宪通过比较、选择、解释等一系列翻译方法及策略,尽可能使汉字术语在汉语系统中再生,从而实现达旨之目的,不仅对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翻译方法及翻译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改变整个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石。

美国近代法学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法学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反思和质疑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的确定性和普遍性,从而揭示现代法治的弊端。这些思想启发我们客观审视现代法治的传统观念和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从而确立法治与德治同时并兴的治国方略。

试论沈家本对近代法学的开创性贡献

沈家本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法律，对之进行了批评和总结，一方面大胆地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法律的精华，把反资本主义的法律，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法不学理论，法学研究形式引进了中国。他尝酌古今中外的法制，综合历史上立法，司法，执法的经验教训，努力改革封建旧制，大力倡导研究中外法律，成为中国法制史上划时代的法学家。

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郝铁川编者按：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开始逐渐影响中国，结束了传统注释律学在我国法学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用新观念、新方法，从新的角度研究法理、法史和部门法的新法学。一代又一代的前辈学者紧密关注我国法制...

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对中国近代法学的影响

清末是中国法学教育的近代化时期,是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步步突破传统模式,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方法来培育法律人才的特定的历史阶段。虽然这种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幼稚和急功近利一定程度地使得仓促敷应的近代法学因缺乏适当的学术积淀而不免“质低量微”,但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直接催生了近代法学,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新式法律人才,并不断推动着近代法学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拓展,逐步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学说汇纂》的再发现与近代法学教育的滥觞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罗马法复兴运动,尤其是《学说汇纂》的再发现与近代大学法学教育的兴起之间的内在关系。自从公元5世纪起,一直到11世纪,罗马法作为一个整体在西欧地区不再有效,由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学家们所创造的法律文明(制度和思想)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烟尘中变得支离破碎。至1076年,《学说汇纂》才重新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一个法院所作出的裁判中得到引用。1088年创建的波伦亚大学是罗马法复兴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近代法学及法学教育在欧洲开始兴起。

对近代刑法学之父的刑罚根据论的再确证

“切萨雷·贝卡里亚到底是功利论者 ,还是报应论者 ?”虽然是个老话题 ,但在我国对此问题的回答仍是争论不休 ,文章从刑罚权的起源 ,刑罚权的行使、刑罚的目的三个方面 ,即贝卡里亚的相关观点进行了剖析 ,从而确证出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是刑法史上第一个倡导法律报应 ,第一个把报应论与功利论进行折衷的一体论者。

夏同龢——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拓荒者

晚清状元夏同龢留学日本学习法政期间编辑的《行政法》,是介绍近代行政法学最早的著作之一,该书从体例到内容均蕴涵着十分鲜明的行政法治理念,在中国行政法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开拓性作用。夏同龢堪称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拓荒者、传播人,为中国近代行政法学教育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伍廷芳与中国法学近代化

从政治制度理论、法治理论、民权与人权学说三方面看,首先,伍廷芳对民主与专制国体、君主立宪、直选总统制、总统间接选举制政体的比较研究,说明他借鉴民主政治理论的得失。其次,整理他的法治理论,并比较沈家本等的观点,可以发现伍廷芳学习近代法治原则方面存在的成就与不足。最后,依据伍廷芳的民权人权学说及其与孙中山思想的异同,可以确定他对近代民权人权理论的接受水平。

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很少有人认识法学家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首屈一指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他对中国近代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的开创性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这一切人们都已认识到了。但是，作为一代法学家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

罗炳吉与东吴大学法学院

曾任美国驻华法院法官及远东美国律师协会会长的罗炳吉,对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成长与定型费力颇多。罗氏通过建言命名"中国比较法学院"奠定东吴法学院比较法基调;援教东吴法学院推广英美式教学风格;著述立说于《法学季刊》传播英美法制、文化;刊载驻华法院案例于《法学季刊》促成案例教学模式的推演。前述诸端彰显了美国法律职业群体对于中国法学教育近代化的推动,也潜移默化地促成了美国"法律帝国主义"观念在中国的演进。

翻译与近代中国国际法学的知识发展

清末民国的国际法翻译,是推动近代中国法学知识发展乃至转型的重要事件。中文“国际法”在近代中国的翻译,大致经历了从“各国律例”到“万国公法”“公法”“交涉法”,直到“国际法”的发展和转型。但国际法观念和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发展,并非是一个单向线性的过程。西方国际法汉译在近代中国法学知识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构建作用,不可盲目认为近代中国只要译入国际法,就会被西方殖民者视作平等的主权国家。实践证明,仅靠翻译国际法,无法构建出普遍的国际秩序。构建自主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不能全靠翻译,但又离不开翻译。

我国最早的大学法学期刊——东吴大学之《法学季刊》

我国近代法学的兴起与发展，是一个透过近代学术体制、教育系统和出版机制而展开的系统过程。而法学期刊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与媒介，作用不容低估。同时，近代中国的法律践行和法学教育等法律现代化进程，常常要由法学期刊来承载与融通；法学期刊的命运，又通常可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立宪与法治的命运。对当时某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法学权威期刊的透视，无疑是洞悉近代中国法制建设曲折历程的一个极佳角度。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罗马法教育

东吴大学法学院是私立教会大学开办的法学院,是民国时期从事法学教育的重要院校之一。东吴大学法学院与民国时期绝大多数院校不同,它进行的是比较法教育;这种比较法教育的核心环节是罗马法课的开设与讲授。比较法教育的宗旨与罗马法课的开讲,与创院元老罗马法学家罗炳吉密切相关。通过对东吴大学法学院罗马法教育的开设原因、讲授内容等方面的考察,从微观层面展示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比较法教育。可以发现,它与关注制度、讲授法条以培养法曹为核心目标的大陆式法学教育明显不同;它对法文化因素的关注,对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视,在当下的法学教育改革中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贝卡里亚与近代酷刑和死刑的废除——兼评《论犯罪与刑罚》

《论犯罪与刑罚》的出版是贝卡里亚对于法国哲学、法国理性主义研究的结果,也意味着近代刑法学的诞生。这部著作反对秘密审判;反对强加给被告的誓言;反对将财产充公、无耻的刑罚。贝卡里亚认为,死刑是野蛮的一种表现。在意大利,酷刑的最坚决反对者是贝卡里亚。英国的刑法改革可以追溯到以贝卡里亚为代表人物的伏尔泰学派。在法国,早在1790年法国大革命之前,贝卡里亚的思想就被国家立法机构所采纳:除了政治犯罪外,其他罪刑都不适用死刑。在意大利,1889年的刑法典废除了死刑,在该刑法典制定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死刑被减为终身监禁。死刑被保留在陆军和海军军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