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律转型的德国声音——以《中德法报》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中德法报》是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法政科发行的中德双语法学期刊,设置“论说”“问答”“判词择要”“书讯”等栏目,其作者群体基本由德国法学学者组成.对于中国近代法律转型的多方位考察是《中德法报》的重心,其评价与建议,在刑事法领域体现出内容上的保守倾向和形式上的革新态度,在民商法领域则采取了开放灵活的姿态,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殖民色彩.从中折射出德国在法学与法律移植中的积极性与竞争意识,反映出德国法学从19到20世纪初期由历史法学到社会法学的发展演变.

法律文化层次论——兼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演进的若干特质

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法律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次———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心物层次———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心理层次———法律价值观、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经历了表层变化、表层深化、深层结构的变化三个演变历程,它是在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过程中整合而成的。法律文化的演进始终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法律从属于政治;近代80年间,法律文化变迁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在类型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海录》与中国近代法律的启蒙

1820年刊行的《海录》,是中国现存最早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著作。作者谢清高在其书中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海外近代法律的一些概况,并引介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法律新词。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变迁方式简论

法律制度的变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即国家主导型和自然演进型。中国近代的法律制度变迁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变迁模式。采取国家主导型的变迁方式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这一变迁方式导致了两个后果:国家悖论和民众对国家制定法的疏离。

近代法律翻译:新旧法制转型的催化剂

任何成熟的法系都离不开法律翻译的贡献,世界独秀的中华法系发展到清代,尤其是晚清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更是得益于大量译介西方各国法律文本和法学著作。近代法学翻译意识的形成及其基本线索:最初了解国际公法的应急性法律翻译;为大规模修改本国法律的借鉴性法律翻译;为丰富国人变法维新思想的法学著述翻译。近代大规模法学翻译的直接动因是国内政治法律观念的不断开放;其最终结果是催生了近现代法制转型,促进了中国法学研究的国际化,丰富和发展了法学汉语语汇。

梁廷枏《海国四说》与中国近代法律新词

梁廷枏《海国四说》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士人以"警醒国人"为目的应时之作,文中在介绍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翻译引入了一批法律新词,成为中国近代法律新词的滥觞。

略论李大钊对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贡献

李大钊在史学领域卓有建树,其史学理论及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之功,还对近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的唯物史观为考察法律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研治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新路径。他不但对法律史的学科归属进行了界定,构建了新的法律史学科架构,而且提出了研究法律史学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与编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表明这一历史时期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逐步瓦解，是由人治“逐步向法治”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揭示出近代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特点是围绕救亡图存这一历史背景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变化迅速、争锋激烈以及三种进步思潮纵横交错构成主流。总结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启示，在于指出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法律人究竟应该如何来培养——评韩慧教授《英国近代法律教育研究》

法律人是法治的工程师,法治大业离不开法律人队伍。法律人既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有过硬的职业道德素质,这必然要求培养法律人的法律教育既要提供专业知识技能,又要全面塑造人的道德思想品质。这无疑决定了法律教育的双重性：既是专业应用型教育,又是通识-素质教育。法律教育的这两个方面如何平衡？以何者为主？又如何来实现法律教育的双重性？或者说法律人到底如何来培养？这是法律教育界人士不断探讨的基本问题。韩慧教授《英国近代法律教育研究》一书带给我们些许启示。

中国近代法律思想演变及其特点述略

1840年到1949年的近代中国,是一个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一个独立的人民民主国家的过程。中国近代法律思想与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演变过程是封建法律思想逐渐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律思想所代替。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近代法律关系的理论评析

在对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研究中,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常常被人忽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及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哲学体系和市民社会理论。在市民社会与近代法律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两个基本原则:市民社会决定法;市民社会通过国家制定法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导致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这是近代法律产生的根源。

晚清报刊与近代法律观念的传播

19世纪末,随着对外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晚清报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传播功能也得到国人的认同。晚清报刊通过对近代法律知识的普及以及对近代法律教育的推动,在近代法律观念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变迁方式

以往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法律制度的变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即国家主导型和自然演进型。中国近代的法律制度变迁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变迁模式。采取国家主导型的变迁方式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这一变迁方式导致了两个后果:国家悖论和民众对国家制定法的疏离。

从动物、植物到动产、不动产——近代法律词汇翻译个案考察

从词汇分析的角度,反省和检讨我们自身的法律词汇系统,可以归为法律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一领域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按照词汇分析的方法,以"动产"、"不动产"为研究个案,细致梳理这两个来自西方的重要法学术语在中日两国,尤其是在中国,如何被翻译出来、翻译中发生的变化,以及翻译最终确立的过程,可知,法律术语并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的背后需要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

道德抑或信仰:面对政治行动的法律理论——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疏解之一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犹可知也。——孔子一如何理解和解释一百年来的法律变革,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它不仅关涉我们如何面对过去,还关涉我们如何面向未来。无论如何,自清末以迄民国时期的修律活动,都属于一系列的政治行动。然而,对它的理解,我们却不能仅仅满足于政治性的解释。因为,如果这一系列的改革、变法行动仅仅被理解为属于政治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或不断地冒着某种风险,在这种种变化的背后,我们似乎并没有找到任何坚实的或者说正确的基础。

中国近代法律转型中的价值和论证——以《杀死奸夫》为例

在沈家本的著作中,有几篇十分重要但至今没有受到人们重视的论文,如收在《寄簃文存》中的《杀死奸夫》、《释贷借》等。这些论文与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等大著相比虽然显得简短得多,但是就其在中国近代法律转型和中国近代法学建立上所起的作用而言,却并不逊色。其中沈氏的《杀死奸夫》写于清末礼法之争的论争过程中,礼法之争是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法律理论领域的一次重要争论,而这篇论文正是当时法派的一篇重要论文。

论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几个时期

本文从翻译史的角度,就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对我国西方法律、法学的译介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并在各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时间为序(考虑到法律翻译的特点,鸦片战争以前的内容亦略有涉及),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几个时期,即近代法律翻译的肇始,洋务运动时期的法律翻译,以及变法修律时期的法律翻译。此外,对几位有影响的法律翻译者、近代法律(学)翻译对法制近代化、译学发展的影响也有涉及。

从受财枉法罪立法制度嬗变看中国法律近代化

唐、宋、清三代,以其中的律法条文为典型分析中国古代受财枉法罪的立法特征以及罪刑变迁,重点阐述清末、民国时期的近代受财枉法罪立法制度。通过对历朝历代的法典《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清律例》《大清新刑律》、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官吏犯赃治罪法》等具体法典条文的深入挖掘和剖析,由中国近代受财枉法罪立法角度出发,对惩治官吏受财枉法犯罪历史进行纵向比较研究,从而认识近代惩治官吏职务犯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规律,进一步反映中国法律近代化历程,同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惩治职务犯罪的道路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虽然清政府编纂的诸多法典只是一个法律文本,并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但在中国的法制历程中,清末修律是一次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变革。它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现代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为中国法律近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