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次琦与近代岭南诗派——以汪辟疆所论为中心

朱次琦以诗经世之作呈现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然仅在内容上体现杜诗沉郁之境,并未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其景物诗与赠答诗则在形式上实现杜诗的顿挫之境,但在内容上则远离杜诗之沉郁。因此,将朱次琦纳入近代岭南诗派之列,体现了汪辟疆的独到识见。

近代“宋诗派”唐诗接受的范型文本和美学视觉

"不墨守盛唐"几乎成了近代"宋诗派"审美宗趣的最大表征,尽管这一概括显得较为含混不清,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宋诗派"所取法的诗法家数是以特定的文本为实质内容的。"三元"与"三关"说为"宋诗派"主流所孜孜追摹的范型文本,但具体辨绎,各家所宗主的模本并不完全一致,体现出各家不同的审美取向,而其羽翼的多向拓展,又从各方面丰富了"宋诗派"的诗学内涵,也为"宋诗派"开拓出宏阔的局面。

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的范型文本与美学视角

"不墨守盛唐"几乎成了近代"宋诗派"审美宗趣的最大表征,尽管这一概括显得较为含混不清,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宋诗派"所取法的诗法家数是以特定的文本为实质内容的。"三元"与"三关"说为"宋诗派"主流所孜孜追摹的范型文本,但具体辨绎,各家所宗主的模本并不完全一致,体现出各家不同的审美取向,而其羽翼的多向拓展,又从各方面丰富了"宋诗派"的诗学内涵,也为"宋诗派"开拓出宏阔的局面。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咸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维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从1917年唐宋诗之争看南社与晚清民初宋诗派的关系

文章详细梳理了发生于1917年左右的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南社与近代宋诗派的关系。所谓晚清民初宋诗派,文章中指出现于清代光绪中叶、活跃于宣统及民国年间的宗宋诗派,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陈衍等人。文章认为,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的根本原因是清末民初宋诗派的巨大影响。而胡适等新文学因素的介入是矛盾得以激化的直接原因。

从晚清走向民国的诗心映射——以徐兆玮《虹隐楼诗集》为中心

走出晚清变局的士人一部分成为前清遗老,在无可奈何的生活中延续着生命,一部分则回归了故土乡园,或投身于地方社会的近代性重构,或以隐居的方式观察思考着历史的走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停止诗歌创作,而用诗笔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深沉的感悟。虞山徐兆玮留下的《虹隐楼诗集》是考察晚清民初社会历史和士人诗心的极好样本,这位近代西昆派阵营中人以日记式、编年体的形式持续写作,用"比兴微讽、不辞隐约"的西昆风度酝酿出具有崇高感和悲剧美的作品,在触发人们哀感时也蕴聚着思考的力量;在有意形塑一种历经盛衰而归于平淡的形象时,却不经意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瞻望企远的诗人背影。

日本90年代文坛鸟瞰

90年代日本文坛的开场锣鼓,似乎并不那么美妙。其主旋律可以概括为:“纯文学即日本文学主流的代表”的历史传统,伴随着文学精神的空泛化与文学理论的多元化倾向,在崩溃与再生的文化断层中奔突,举步维艰、日渐衰弱;现代日本文学的危机,仍在困扰着文学家自身的探索。两个突出的音符,乃是文坛上的风波迭起与女作家的锐意进取。不妨首先从这一年文坛上的三大新闻说起。 1989年末,当代日本著名行动派小说家开高健,留下遗作《珠玉》(文艺春秋)和《花凋影单》(新渐社)谢世,享年尚未及花甲;不啻是之于文坛的一种不祥之兆。

呼唤现代派——刑法学研究方向性思考

呼唤现代派——刑法学研究方向性思考文海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标志着刑法学研究已翻开新的一页。新的时期，应当以把刑法学引向深入、推至新高度为特征。研讨我国刑法学的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如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等，本文不准备面面俱到，仅从其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