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白话通史修撰中的体裁、语言与格式问题——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几个探索

在中国近代新史学与语体文兴起的脉络中,“白话修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革取向。近代白话通史的修撰,大体上沿着宋代以来的口语说史与近代新书面语(语体文)创制两个方向前行。1922年完稿的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在白话通史的体裁、语言与格式等修史形式问题上作了有意识的探索,与此前二十多年间的近代白话演史多有区格。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革命与新史学革命的“事中人”,吕思勉始终实践在重建书面语与新通史的第一线,却又与文学革命及史学革命皆保持着相当冷静的距离。他并没有陷于文−白及述−著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而是以更为整体的视野去考虑国文、国史的重建问题。他对于“白话文”的追求在于既取其“浅”与宽,又希望保留它与原始史籍的“精神”纽带。其实践方向是包括史钞体裁、新国语文体与新征引格式在内的整体化方案,以求重建近代中国叙史(尤其是通史)的新书面形式。这种探索在当时中西新旧逐渐对立的时代语境中是颇为独特与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