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界江区域近代移民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与启示

清末民初七十年间,中俄两国在界江区域所经历的大规模移民与城市近代化进程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和明显的"联动效应",但却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不同的政治意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中俄界江区域近代移民与城市化进程中,中俄两国政府的主导作用明显,而且城市化进程表现为"移民推动型";中俄界江区域近代移民与城市化运动使该区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该区域的移民与开发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俄属界江区域明显优于中属界江区域。中国政府应在中俄界江区域重点建设几个人口在30—60万的大中城市,并提高边境中心城市的行政级别,在新时代中俄边境发展中取得主动权,在参与俄罗斯远东开发中保持优势。

评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

阎天灵博士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研究》一书以其新颖独创的选题,凭借丰富翔实的史料,运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揭示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的精品著作。

黄金经济背景下清末民初黑龙江中上游右岸区域近代化初探

始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漠河采金引发该区域黄金开采业的繁荣,由此带动的"黄金经济"主导了该区域的近代化历史进程,移民涌入,交通开辟,村镇兴起,设治建城。漠河、鸥浦、呼玛、嘉荫、萝北等地区的移民开发、近代城镇化大多是在采金业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其他如瑷珲等地的黄金开采业也在近代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数以万计的黄金移民,近代交通体系的构筑,百余个乡村、十余个城镇的兴起,开启了该区域的近代化历史的新篇章。

近代关内人口迁移对东北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19世纪中叶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关内向东北内地进行大规模迁居,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大的人口迁移,二百年封禁政策的解禁使清末东北三省人口总数超过1 600万,1927至1929年民国时期,关内居民移居东北每年迁居人数高达70万,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资源的疯狂掠夺需要,又形成了近代东北的又一次移民高潮。移居至东北的关内移民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当地农业落后的现状,使耕种土地面积增加,工商业、交通运输业日渐繁荣,东北地区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秘鲁契约移民与一世日裔身分认同初探(1899-1923)

1898年日本契约移民协定缔结后,秘鲁劳动移民的输入使得秘鲁农业建设与产业开发受益匪浅,日本明治新政府的海外移民政策为一世移民打开了往拉丁美洲的门户。以地缘、血缘为纽带所维系的日系一世移民,在受到秘鲁人排斥的状态下,运用协同精神互信互助,构建从农业组合到经济活动各层的日系移民社会。尽管面临一战时期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变化,但日系一世契约移民最终完成历史使命,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并创造了新的自我身分认同。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移民社会、移入国社会以及对利马日系移民从事理发业等职业性集团组织,探究日系一世移民在秘鲁的认同与排斥的历史。

19世纪中后期海外华人的“被印象”分析——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中心

19世纪中后期,环太平洋地区多国发现了金矿,引发了世界性淘金狂潮,也吸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华工远赴海外,形成了近代华人第一次海外移民的高潮。但这些只梦想挣钱后叶落归根、不愿意同化的"过客华人"在海外倍受排斥和歧视,引发了世界性的严密苛刻的"排华活动"。究其原因,与华侨在这些国家因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认知和差异形成的"被形象"密切相关,而且这些"被印象"在世界各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本文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讨论中心,从自由权、宗教信仰、种族排斥、经济竞争、道德歧视、文化差异、自身恶习等七个方面分析华人华侨被排斥的原因。

庄河地区部分居民上边外始末

20世纪早期至改革开放前,大连北部地区的庄河县、复县(今瓦房店市)等地的部分居民受自然、社会或政治环境的影响,先后以连锁的形式徙居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等地定居,群众称之为'上边外'。'上边外'的居民以庄河县为主体,数量庞大。徙居边外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可视为'闯关东'的延续,其主要目的是'讨生活'。移民徙居新的定居地后,带去了大连地区的一些传统耕作技术和生产技能,涌现出一批社会精英人物,对徙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