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参与下近代藏边社会纠纷的产生及其解决——以马家军阀参与下甘青藏边社会纠纷解决为考察中心

近代藏边在军阀的实际统治下,各种权力交错并行,造成了社会纠纷解决的复杂化。本研究选取藏边社会纠纷中最为常见寺院、部落社会纠纷来探析军阀参与下近代藏边社会纠纷产生及其过程。从军阀参与下加吾利吉部落与甘加部落纠纷、拉卜楞与陌务土官纠纷、拉卜楞与刚叉寺纠纷、西仓与双岔纠纷解决过程中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第一,军阀参与解决社会纠纷的实质:挑起争端,从中渔利;第二,维持势力均衡,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军阀参与藏边社会纠纷解决的历史启示:国家权威是社会纠纷解决的保障,纠纷解决中应该坚持行政权、司法权、宗教权相互分离。

试论近代藏边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司法实践——以甘青藏族聚居区为考察中心

甘青藏族聚居区是中原文化进入西藏的前哨,将其作为藏边的典型代表区域研究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司法实践,可窥视边疆民族地区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进程。近代甘青藏族聚居区受到中原法律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保持着藏区文化的固有特征。在社会纠纷解决中司法实践表现为呈控、持票传讯、"流动式"公堂断讼、拘押。司法权运作遵循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主要有联合会审制度、发放执照制度),且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维护司法审判结果:一是通过销案制度进一步巩固司法审判结果,二是推行赔偿兑现制度防止案件复发,三是运用赎买制度促使案件的具结。

建国60年国内近代藏学研究文献概述

本文以建国60年来国内发表的近代藏学研究学术论文和文章为线索,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着重从论文总量和年度分布、论文作者、重要刊载期刊源、主题研究内容等方面,对学界关于我国近代藏学研究文献做了初步的梳理,以期从一个层面描述国内学者对近代藏学的研究概况,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曾国藩故居藏书楼

本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清末名臣曾国藩故居富厚堂的四座藏书楼,包括藏书楼的建筑风格、建筑面积、其中用于藏书的面积、藏书详情、藏书数量及藏书的独到之处、藏书楼的文物价值以及浩繁藏书的去向。

近代尼泊尔和西藏地方的借债关系初探

近代形成的尼泊尔和西藏地方借债关系是两地经济关系不健康的标志。双方债务关系的形成有内部高利贷经济外溢和商人边境交易便利的因素,也有英印当局企图制造西藏"独立"的祸心因素。这些借债关系给外部势力介入西藏事务提供了便利,也使中央政府解决这些问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近代驻藏大臣松溎的西藏治理及其历史作用

近代驻藏大臣松溎(1833—1907)的西藏治理及其历史作用,尚未得到学界的全面审视。松溎在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受任,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受令回京,任期五年两个月。在任期间,他贯彻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政策,加强西藏地方治理,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持了西藏地方及毗邻川青地方秩序的稳定。他在处理“洋人入藏”“阻止披楞租地修路与通商”等事务方面尽力而为,虽受时代环境与条件所限最终收效不大,但却缓解了近代西藏地方的治理危机。由于近代清廷逐渐衰微、西藏地方某些力量掣肘等因素制约,松溎在近代西藏地方事务上发挥的历史作用被视为表现“普通”。而这种“普通”正是驻藏大臣制度发展史、西藏地方治理史的必然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不应被忽视。

近代康藏人物研究现状与路径选择

近代康藏人物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人物选择上重精英、轻大众,重个体、轻群体;重政治领域,轻文化、经济、宗教等领域;重康藏"核心"区域、轻"外围"区域。文章认为,应当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加强"本质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展开对近代康藏人物的研究,以期进一步加强对康藏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近代藏学研究机构与报刊考

藏密东传运动不仅对内地的政治、佛教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在内地的文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这主要表现为:随着藏密热的兴起,民国时期内地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藏学研究热,兴起了一批研究藏学的机构;还创办了大量的研究康藏社会与历史地理的报刊杂志。这些藏学研究机构与藏学报刊促进了中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有益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