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强为比附"的结习。

新工科背景下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以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为核心,提高新工科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物理实验综合素养。通过教学内容的重构、教学方法的改革、评价方式的优化等全面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将物理知识与工科相关的科学前沿相结合,充分体现物理实验是新工科研究基础的特征,使学生具备多学科交叉融合实验的能力,为未来培养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提供支撑。同时,改革也促进了教学团队的教学水平提升,获得师生双向满意的教学效果。

吴俊升与中国近代德育学的早期形塑

中国近代德育学的发展在“旧学新知”和“西学东渐”的双重驱动下,从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转变。作为近代德育学术史上的“预流”人物,吴俊升是较早追求中国德育学学科化、学术化、本土化之典型代表。其《教育哲学大纲》《德育原理》等教育哲学和德育学著作,权威性解读了杜威道德哲学思想,洞见式剖析了当时中国德育存在的问题,系统梳理了德育基本理论。吴俊升对探赜近代中国德育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可称得上近代德育学科独立形态的探索者、德育学术研究的引领者、德育话语系统的改造者。

历史·理论·实践:近代中国武术“强种救国”话语构建逻辑新探--以中央国术馆为中心

从历史、理论、实践三重维度对近代中国武术“强种救国”话语构建的逻辑探赜,有助于深刻理解近代中国武术“强种救国”话语构建的内在逻辑和深层脉络。运用多重史料互证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基于话语构建视角,以中央国术馆为中心,围绕“强种救国”核心话语,探赜近代中国武术话语构建的三重逻辑。从历史逻辑看,在“国之病夫”的隐喻与“身之病夫”符号的共同作用下,所激发的尚武图强思潮,是近代中国武术“强种救国”话语构建的逻辑起点。从理论逻辑看,在救亡图存语境下,从国家、民族、社会三个层面,寄望通过对国民身体的征用、对民族体育的坚守和对武者身体的规训达至民族复振和国家强盛之目的,是近代中国武术“强种救国”话语构建的逻辑机理。从实践逻辑看,在国术救国历史主题叙事中,中央国术馆通过多种举措激活国民武术价值观念的认同机制、坚守传统筑牢国民武术文化自信的思想根基、国际推广构建民族文化符号和重塑国家形象,是近代中国武术“强种救国”话语构建的逻辑进路。以古鉴今,通过对近代中国武术“强种救国”话语构建的研究,提出中国武术应以国家意志为根本导向,以身国同构为逻辑理据,遵循民健国强发展进路的当代启示。

近代“女性自立”视域下的刺绣教育研究

围绕近代女性社会身份及地位的转换,通过文献资料搜集、个案分析等方法,探讨了近代刺绣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程特色、培养模式方面的做法,以及为促进“女性自立”所做出的探索和革新。研究发现,刺绣教育是近代新的社会生产关系重构中为了迎合女性社会身份及地位转变中的适应性发展,其不仅为广大女性提供了实现经济自立的职业手段,塑造了贤妻良母的近代女性形象,展现出女性通过刺绣出口创汇救国于危难中的公民担当,而且无形中促进了传统刺绣技艺的创新发展,发挥了工艺美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价值。该研究为认识中国近代工艺美术教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近代中国工艺美术传承发展研究。

近代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教学的一些探索

在华东师范大学卓越育人发展纲要引领下,近代物理实验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在实验教学中探索与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介绍物理实验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与教学要点,列举获取思政元素尤其是校本思政元素的一些通用方法,并对思政教学进行反思与探讨.基于课程思政,设计创新型教学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发挥近代物理实验课程的卓越育人功能.

论社会流动对慈善近代化的驱动作用

近代慈善的产生与近代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深刻变化密切相关,社会流动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慈善因社会流动格局的变化丧失了生长土壤继而衰熄或转型,近代慈善也因社会流动加剧及多样化逐渐发展成型。社会流动是生产关系改变的产物,其对慈善近代化的驱动只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的一种具象化体现。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慈善事业不再只是一种救济形式,也不再局限于个人或团体的行为,更多地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以展览为核心的近代文献阅读推广模式研究——以《光辉的历程——在近代文献中探寻党代会历史》为例

文章以《光辉的历程——在近代文献中探寻党代会历史》为例,总结和探讨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以展览为核心的阅读推广模式,认为这种模式突破图书馆范围,对于数据库厂商等其他主体开展展览形式的阅读推广具有复用性。同时,对展览未来的发展和提升提出建议和展望。

近代汉字研究的展望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代汉字研究的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近代汉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必将获得空前的发展。今后的近代汉字研究应该特别致力于辑字形、理字书、考难字、探源流、建体系、数字化、育人才等几个方面。近代汉字学的兴起和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汉字研究的格局。在不久的将来,近代汉字学将和古文字学、现代汉字学一起,共同构建起汉字学的完整大厦。

计量关联性与市场关联性——近代四川米谷市场量制研究

近代四川米谷市场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性市场,省内五大米谷流通区域内除了大量基层市场和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集散点外,还有20余个较大规模的市场,分为消费市场、集散市场、集散兼消费市场三类。近代四川米谷市场所用米斗纷繁复杂,单位量值参差。各类米谷市场计量关联性表现不一:广泛分布于各产米区、主要吸纳周边较小范围内米谷的基层市场包括中心镇集、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集散点与其上位市场的计量关联性显著;消费市场、集散市场和集散兼消费市场与其上位市场间的计量关联性表现复杂,或强或弱,或有或无。计量关联性的强弱程度受市场关联性影响。当市场关联性增强时,上位市场往往会逐步采用与中心市场单位量值相同或比之更大的计量器具。

近代诗歌对叙事传统的归化与创通

陈衍、袁昶、钱仲联等开启了从叙事角度概述近代诗史的尝试,有待于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展开。近代新旧诗坛在现代性思想的积淀、现代性人格的熔铸、现代艺术技巧的发育等方面具有很多共通性,展示出新旧中西文学传统发展的内在合力。而这些特质用来概括近代诗歌的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都同样贴切。故在“中国诗歌叙事传统”这一大框架下对“近代诗歌叙事”的核心议题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其落脚点则在于叙事伦理、叙事主体和叙事艺术诸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诗歌传统的意义。

比较视野下清代关税的近代转型

关税在清代经历了传统体制下的自我转型、外部势力介入后的全新变化等阶段。清代前期,朝廷的常税整体收入不高,在财政体系中的地位不突出。晚清时期,关税的重要性上升,洋税逐步交由洋人管理后,采用西式的管理模式,征收数量大为增加,关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西方财政结构和征收方式与中国差异很大,但两者的发展演变却有相似之处。双方都经历了由直接税为主过渡到以间接税为主的阶段;同时西方由包税制转为国家官员直接征税,和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趋同。晚清时期关税的演进,既有内生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影响,两种合力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方向和结果,与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近代福建洋粮进口述析

明代中期之后,福建部分地区出现粮食短缺,清代缺粮益发严重。鸦片战争以降,福建农村经济作物快速增长排挤了粮食生产,城市化引起粮食需求量增加,全国粮食供求格局发生变化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福建洋米、洋面、洋麦输入数量逐渐增加。据估算,1889—1936年,福建年均输入洋米大约90万担、洋面26万担左右,加上少量洋麦,三者合计约120万担左右。虽然洋粮对弥补福建民食具有一定作用,但是资金外流加重外贸入超,从而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忧虑,于是1933年10月4日福建省政府宣布对洋米征税。

社会学家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基于外文文献的考察

中国社会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舶入,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关注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较多关注中国经济问题。他们发表的外文论著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经济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工问题、都市生计问题及人口和移民问题等做了深入、系统研究。相比经济学家侧重于讨论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视野则更为开阔,为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近代中国东北的土地契约文书形制与特点探析

土地契约文书是中国社会中极具特色的土地交易凭证,是契约文化得以发展传承的重要载体。近代东北的土地契约文书类型繁多,名目不一。按契约是否得到政府承认分有白契和红契,按性质分有买卖契约和典押契约等,还分有上手老契和本身契。契约有较为固定的订立程序,内容简省,格式化明显,主要包含订立契约当事人的信息和出手原因、不动产的情况和价格、买卖双方及中间人的权利和义务、签字画押及时间等。近代东北的土地契约文书以白契为主,中间人在订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契约文书反映了近代东北地区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以及社会演变。

“为政于家”:近代皖中宗族的族长制研究

宗族推选德才兼备者实行统管的族长制肇始于宋元,在明清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获得了很大发展。民国以后,虽然政府的政策转变为默许,但是皖中宗族继续大力推行,族长制获得了普遍发展。近代皖中的族长权源自家长权。宗族不仅通过签订议约和制定族规确保族长权,而且分别建立以族长和房长为核心的层级管理组织保障其得到贯彻,从而实现了族长对宗族的全面有力管理。可以说,传统宗族在近代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发展态势,族长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族长的“恶名”多是因宗族要求其严格执行族规的结果。

马克斯·玻恩——连接经典时代物理与近代物理的思想桥梁

玻恩是对经典物理各领域都有深刻理解且曾跟随几位数学巨擘学习过数学的物理学家,在固体物理、电子理论和光学方面都有所建树。玻恩1924年在一篇论文中造了“Quantenmechanik(量子力学)”一词,其思想基础在他1925年出版的Vorlesungenüber Atommechanik(原子力学讲义)一书中有详细阐述,往前或可追溯到索末菲1904年的“Mechanik der Elektronen(电子力学)”一文。玻恩的一众研究助手和学生对量子力学的建立和拓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前者特别著名的包括Jordan,Heisenberg,Pauli,Stern,Hund,Herzberg,Fermi,Teller,Rosenfeld,Wigner等,后者特别著名的包括Jordan,Hund,Weisskopf,Oppenheimer,Goeppert-Mayer,Flügge等。玻恩是凭自己的学问的学问影响了历史的人。

《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旨在探寻“解放何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内含着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内容、理路、任务三个方面:就内容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时代的理想性图景,马克思批判了这一图景,通过《资本论》的“对象”,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就理路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路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主张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就任务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提出确立资本主义永恒性的时代任务,《资本论》提出的则是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历史任务。

近代大学导师制对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启示

在校大学生是高校辅导员直接的工作对象,辅导员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与生活;从而直接关系到在校大学生的身心成长。所以,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当今高校的辅导员工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实施指导意见。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学导师制的实施也正是基于培养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尽管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度实施的内容有许多是反动的、令人厌恶的;但是其中的确也有些做法还是值得学习与借鉴,对于当今高校辅导员工作还是有所启发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当今高校辅导员工作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