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重塑墨子: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的撰写及其影响

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是近代墨学研究的开端之作。文章一方面承接晚清墨学的复兴风气,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近代墨学的诱导,进而试图通过阐释墨子学说以促进国民道德的提升它不仅汲取了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等人的思想资源,还广泛采纳了康有为、章太炎、夏曾佑等人的观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子墨子学说》在孔墨比较的视野下分析墨子如何围绕天志建立自身学说体系,以及墨子学说与“实行之关系”,进而塑造出墨子的“实行家”形象。可以说,此书在开启诸子义理阐释的近代化先河、促进诸子平等、构建以宗教哲学为核心概念的诸子叙事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论述及意义

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钱穆既不完全否定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又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是认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其中,开诸子之先者为儒家,而“儒家起于艺士”;继之而起的是墨家,而“墨家起于工人集团”。此后,“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引起了较大关注,可以说进一步澄清了诸子起源的真相。当然,钱穆的观点不能成为定论,但其着眼于社会生活流品的思路,无疑开启了诸子起源研究的新方向。而其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彰显了诸子学的平民精神。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略论近代学人阐释诸子学的路径问题

伴随着近代中国的世变与学变,诸子之学重新受到各派学人的重视。不少人常援引域外之学诠释禹域旧章,从子书当中抽绎出古所未闻的"义理",将诸子遗言视为各类西学在中国古代的遥远知音,致使所谓"古学复兴"的背后,实质上是远西之学以另一种方式向中国传播。与此同时,近代依然有一些坚持中国历史本位,强调分析问题要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的学者。他们在阐释诸子学之时,多能将其置于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当中来理解,阐发其中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学说,希望能完整地呈现诸子各派面对战国时期社会转型所做的政治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后世中国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这些不同的阐释路径,需要从当代文化实践角度出发予以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