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古哲学本体论与郝经的文学批评

中国学术发展到宋元时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是理学的兴起和儒学的本体化。理学汲取佛、道的本体思辨与认识方法,将“理”看作世界的本源和根本规律,由此也深刻影响到文学批评,使之开始由感悟象喻式批评转向本体思辨批评。元初著名理学家、文学家郝经即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其“文道论”“文法论”便是藉此思维得以超越前人的系统建构,不仅在批评史上影响颇大,也是当代文论建设重要的理论资源。

近古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简评《文化视域中的近古文学研究》

对近古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冯保善教授及其新著《文化视域中的近古文学研究》进行了评论,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冯保善会读书,有创见。冯保善的新著视野宽、有眼光,重资料,出新意。

文本差异与近古诗歌阐释学中的精神融合

近古诗渐衰,而诗论益精。近古诗论家对于"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之诗的争论,从创作和阐释的双重角度出发,客观上揭示出了古典诗歌的文本差异。阐释方式往往因文本类型而定。依据"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之说,阐释者或执辞求意,或欣然兴会,或专力壹思、精神融合于古人,才可达到某种程度的阐释效果。在诸种阐释手段中,精神融合因其强调阐释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沟通无碍,往往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探研

"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作为帝制国家临民理政及管辖地主经济的政策模式之一,肇始于齐国四民"通货积财",中经两汉的起落浮沉,又定型于晚唐两宋。它主要在晚唐到清的多数时段施行,又以晚唐两宋最为典型,"两税法"为其开辟道路,不抑兼并充任基本导向,实乃"唐宋变革"在临民理政及社会结构层面的成果表征与最终胜利。该模式的内涵精髓在于:兼容行政和经济手段,将身丁管控改为财税为主的调节掌控,不搞授田,不抑兼并,徭役及兵役基本消失,鼓励农商并重和藏富于民。四民较自由地致力本业,自前而后的贵贱等级排序及相应管制不复存在,士人、富民又构成政治、经济二支配势力。该模式较多祛除借重役滥税将"井疆耕耨之丁壮"抑为"国家农奴"之弊,较多祛除过度管制经济和妨害民营"造血"原动力之弊。这就为编民耕战模式寻找到了更为合理的发展出路,基本顺应百姓依附关系改善和地主经济及手工业商业发展趋势,较有利于生产力进步及新经济因素孕育。同时在皇权最高所有、土地兼并周期性危机、官僚"权力商品化"和官商榷卖勾结等四方面基本沿用编民耕战旧制,只能算是前者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变通。

从敦煌变文看中近古汉语词缀的新变化

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对变文中的词缀进行全面透视,初步揭示某些词缀的运动轨迹,并指明汉语词缀的发展是汉语双音化的一个内在推动力。

论近古汉语副词“忒煞”——兼与“忒”比较

副词"忒煞"在近古时期的文献中为"太甚"之词,通过对该时期的大量语料研究发现:一、近古时期"忒煞"主要集中使用于南方;二、近古时期"忒煞"使用频率远低于"忒",而造成现象二的主要原因是"忒煞"的不确定性。

也谈通俗文学研究的路径——以《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为例

通俗文学的研究率不由径,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论文从冯保善《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一书说起,评述了其研究通俗文学的两个特点,即深厚的文献功底和睿智的学者眼光。同时,论文还指出,研究通俗文学,既要主张对传统文化的熟稔,也应怀抱对现代生活的情趣,惟其如此,研究才能产生心灵的呼应,并发掘人生真正的乐趣。

中国近古官僚制的强专制力与弱基础权力——从明末抗清中的辽东军事财政危机说起

黄仁宇在其诸多著作中当论述有关明代的官僚体制之时都存在一种论述的困境,一方面他对明代文官制的控制力有所肯定,皇权闲置之时整个国家仍能够稳定地运作;另一方面又对文官制的管理有所质疑,明代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其中一个体现就是明末的辽东财政危机。应抛开传统的财政亡明论,从官僚制本身权力架构入手,探寻中国传统专制国家的本质。

近古齐微、皆来、车遮三韵部分字在镇雄方言中的分读现象

近古齐微、皆来、车遮三韵部分字在镇雄西部读为ei,在镇雄东部读为ai。处在这两种方言点的分界线上的板桥镇倮倘坝 ,更是同一村人两种读法泾渭分明。本文尽数列举了这种分读现象的材料 ,分析了这种分读现象的原因。本文认为 ,是不同的北方方言来源造成了这种分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汉文笔谈——一个以纸笔做缄默交谈的近古传意模式

古代东亚虽言语不通,儒生却可以文房四宝做缄默互谈,此类记载千载以前已见之,是为“汉文笔谈”。这种传意模式可上溯隋唐,于清季尤盛极一时,文献甚丰,甚至出现以此做跨文化越国界的多人会议,笔谈者来自中日朝越,多为士大夫及外交官。话音声波一瞬即逝,笔谈墨宝却可千载流传。这种互动沟通以书写为本,他方典籍似未尝见之,希腊语、拉丁语亦然。汉文笔谈曾于汉字文化圈中生气勃勃,惟今已遭遗忘。文章先述这一社会语言学现象之历史背景,后指出可按Brown和Yule(1983)对层见迭出之笔谈语境分为“互动传意”“问讯传意”两类,亦会略述东西方学者对是课题之出版研究,最后提出汉文笔谈没落之因、今日仅见之残存形式。

论早期杜诗的浪漫飘逸风貌——兼论杜甫近古神圣化

天宝五年(746年)以前,清新闲逸的人生意绪与积极振奋的生命激情使得早期杜诗呈现浪漫飘逸的诗风,这与盛唐国势的强盛以及杜甫青年时代特有的浪漫情怀密不可分。但中唐元稹发端,延续至清代的杜甫神圣化过程使得早期杜诗浪漫飘逸风貌被忽略。

略探中国近古南北方戏曲音乐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音乐种类繁多、形式多元,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因地域广博,各个地区、民族有着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周代的傩舞为迄今中国戏曲的最早起源,该形式在历史发展中受环境、经济等诸多因素影响,逐步产生了地域差别。笔者将从南方和北方两个方面对中国近古时期戏曲音乐的发展进行阐述。

明代儒士“君子人格”管窥(上)——以张履祥《近古录》为中心

＂君子＂为儒家学者的人格理想,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至真纯粹境界和移风化俗之效能。在人格理想具有多元化色彩的明末清初,士大夫中既有恪守儒家行为准则的道德实践者,又有言不由衷的假道学和不顾廉耻者,因而心系家国天下的儒学家自觉梳理历代儒学名贤的嘉言懿行,以昭彰圣贤君子的道德气象,希图扭转时弊。其中,蕺山后学弟子张履祥编纂辑录《近古录》,宣扬君子德风,有裨于世道人心,从中可窥探明代儒士的君子人格。

“文化流人”在黑龙江近古音乐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

黑龙江是近古以来封建政权的主要流放地之一。在历史上的这一地区,曾两度出现“文化流人”的特殊群体。“文化流人”由金代“实内地”到清代“徙塞外”,客观上对黑龙江近古音乐文化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意义。“金初四帝”时期采取文化掠夺的方式,对中原礼乐文化进行了“三虏”,助推金代“始有金石之乐”。清代“文化流人”在被动情态下,发挥了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使中原音乐文化在黑龙江由仕宦阶层走向民间大众,激活了流戍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为黑龙江音乐文化的近代发展奠定了基础。

昭通方言中的近古汉语词汇遗留

昭通位于云、责、川三省交界处，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曾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咽喉要道，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方言。至今，方言中还保留着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值得人们去探究一二。

日本文学史研究取得新进展——《日本文学史（古代卷、近古卷）》简介

由外文所唐月梅编审主持、日本所叶渭渠研究员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日本文学史(古代卷、近古卷)”，于近日结项。其成果专著《日本文学史(古代卷、近古卷)》已由昆仑出版社出版。

读《走向自觉——中国近古历史研究论集》

学术自觉是寻找学科前沿和实现研究创新的重要前提。包伟民教授在近著《走向自觉——中国近古历史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19年。以下简称《论集》)中认为,学术研究的进步,需要研究者保持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和学术史关怀。

《方氏墨谱》与明代审美范式

《方氏墨谱》既是民间工艺与文人文化共同构建的视觉文本,也是徽派版画文人化的范本。墨谱在极具形式意味的视觉生产方面完成徽墨商业目的的转向,却在明代时代风尚与审美结构中,生成新的清雅近古的审美范式,并影响了徽派版画整体风格的转变。《方氏墨谱》强化了徽派版画与明代审美范式间的紧密联系,对其视觉生产在徽派版画发展过程中文化建构的重新定位及明代审美范式的审视极具启发意义。

元代艺术与中国艺术

元曲和文人画通常被认为是元代艺术的突出代表,这样理解并不全面。文人画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显示了造型艺术主体由尚实转向尚意,元曲则决定了听觉艺术的转型与综合性艺术的提升,建立在世俗化和多元化基础上的元代艺术宣告了中国近古艺术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元代艺术的成就和意义被孤立了。科学意义在于把握主流,艺术在元代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型。毫无疑问,如此地位的确定已远远超出了元代各门类艺术个人及流派的成就,甚至亦非一个时代艺术高峰所能涵盖,它涉及的是艺术史上的一座真正的里程碑。

普方古视角下的“了_1”“了_2”“了_3”研究

目前语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把“了”分为“了1”“了2”,“了1”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一般认为是动态助词;“了2”用于句末,表示语气,是语气词。但在临淄方言中,“了”却呈现为三分样态,无论在语音形式还是语法功能上,都有不同的特点。现代汉语其他方言和近古汉语也都有支持将“了”三分的语言例证。最后,我们倾向于普通话的“了”也应该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