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分析和叙述方法范式——以《近思录》与《太极图说》为例

范式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认识工具,认识宋明理学的分析与叙述范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知其内涵的逻辑与义理。《近思录》的体系结构按陈荣捷先生《近思录详注集评》的注释可分为:一,“阴阳变化性命之说”的“道体”部分;二,“求端用力”的治学部分;三,“处己治人”的工夫部分;四,“辨异端、观圣贤”的“圣人境界”部分。这与《太极图说》的内容构成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近思录》是对《太极图说》的扩写。但是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本文以对《近思录》与《太极图说》文本的体系结构分析入手,说明这种相似性实际上开宋明理学分析与叙述范式的一代滥觞,影响到《河南程氏粹言》与《困知记》为代表的后学,反映了宋明理学注重义理心性,将关于“道”与“性”的讨论与分析视作“为学”之根底,从根本性改变了宋明理学家的文本结构体例,从而促成了宋明理学分析与叙述范式的形成。

论陈荣捷的《近思录》英译本中的比较哲学应用

陈荣捷被欧美学术界誉为“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毕生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哲学。《近思录》是依朱熹、吕祖谦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一部著作,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陈荣捷英译的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为《近思录》目前唯一的英译本。他在翻译中拒绝以西释中的哲学研究法,提出了独创的七项原则。文章意在分析陈荣捷《近思录》英译本中的比较哲学原则与应用,探讨其译法如何在传播中国哲学的同时,彰显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特价值。

《近思录》中蕴含的人格修养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近思录》是由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著作。该著作主要记载了北宋四子的基本思想。作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该书是儒家思想文化发展成熟的理论形态。全书分为十四卷,其中,第二、四、五卷蕴含着关于人格修养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当今时代,大学生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的涌入,在人格修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致力于从宋代理学经典著作《近思录》中,探寻其中蕴含的人格修养价值,以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发,最终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

《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首部日本注本《近思录备考》研究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对周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思录》在宋元之际传布日本后,身处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同样把它提升到显要的理学经典之位,将其定为仅次于《四书》《五经》的读本,为青年士子入道的阶梯。日本著名儒学家贝原益轩著《近思录备考》,是江户时代日本最早产生的《近思录》注解、讲读类文献,在日本《近思录》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贝原益轩的早期著作,《近思录备考》在文献征引、注解内容方面反映了其早期的儒学思想,在文献研究上具有版本价值。

陈荣捷《近思录》英译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形式多样,功能各异,是翻译文本的有效补充,对源语文化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华人哲学家陈荣捷1967年出版了首个《近思录》英文译本,该译本使用了丰富的副文本元素,是译者哲学研究和翻译的深度结合。以副文本为研究切入点,梳理陈荣捷《近思录》译本中的副文本类型及功能,并探究副文本对翻译文化的建构作用,促进朱子理学文化形象的建构和朱子理学在西方的传播。

论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展开--以《近思录》为中心

《近思录》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为结构基础,内容围绕“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展开,对《大学》所蕴含的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扩展,体现出宋代理学教育的理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人性论构成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石。“仁”“义”“诚”等道德概念贯穿《近思录》全书,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教育语汇;与此同时,《近思录》对齐家之道、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治国平天下之道等问题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体现出“大教育”的视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并深刻改变了此后的中国教育话语体系。

《近思录》的教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朱熹集理学教育思想之大成,在《近思录》中提出了丰富的教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明礼自慎的教师素质是《近思录》教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结合当前时代特点和教育现状,进一步探析《近思录》的教学思想,有助于推进大中小学德育有效衔接、坚持个性化教育、重视涵养教师素质,为新时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传统文化资源。

日本藏《近思录标题释义》真伪辨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明万历刊本《近思录标题释义》十四卷,云"汪道昆"校订。刻本中的汪道昆《释义》序文,与嘉靖十七年刘世贤《重刊近思录序》基本相同;从版式、编排体例、各卷类目、内容等方面比较考察,此刻本与明代万历年间吴勉学校阅本《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基本相同,源头相同,极可能是同一版本。史料记载未见明代文学家汪道昆撰写过《近思录标题释义》,题为"新安汪道昆撰"的序文宜是伪作。此刻本采用汪道昆大名,或书贾有意为之,冒作汪道昆校订;或改名作"近思录标题释义",以求得标目新颖,借助名人校订的效应,便于流通。

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

所谓圣贤气象,即圣贤风度、圣贤风范,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宋代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圣贤气象》中辑录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圣人的著述,首次专门论述了“圣贤气象”,“为有宋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值得珍视。在该书该卷中,肯定了历史上的十五人为圣人,具有圣贤气象,同时把大批历史人物排斥于圣人和圣贤气象之外。其划分是否圣人、有无圣贤气象的标准,主要是看他是否求道、明理、循理。道、理就是规律。旧圣贤气象观,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在研究借鉴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立足未来发展,大力倡导新圣贤气象。新圣贤气象的核心,是既科学务实,又文明远大。

宋叶采《近思录集解》版本源流考

叶采《近思录集解》自南宋至清代中叶盛行于世。现存有元代与明前期的各种仿宋刻本或重刻本。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主要刻本为周公恕分类改编本。自明代崇祯至清乾隆,各种仿刻、重刻、合刻等形式的叶采集解本盛行一时。本文就种种版本逐一梳理,注其存佚,考其源流。

《近思录》后续著述及其思想学术史意义

编纂于八百四十年前的《近思录》,原本只是朱熹、吕祖谦为僻居穷乡的读书人提供的一部理学入门读本,却被后世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并最终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历代《近思录》续编、补编、仿编、注释、集解、札记等后续著述,总数多达百种以上,此外还有古朝鲜、日本学者的注释讲说著述百余种。作为古代学术思想经典,《近思录》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转换、历久弥新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七八百年来广泛流布于中土、东亚的众多《近思录》后续著述,同样是一大笔值得后世珍视的思想学术史宝贵资源。

吕祖谦与《近思录》的编纂

《近思录》是理学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由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辑完成。但是,多少年来,许多学者习惯于把其著作权归之于朱熹,而无视吕祖谦,径称《朱子近思录》。笔者经过对《近思录》所选条目的思想倾向及他种文献有关记载的考察,认为吕祖谦在《近思录》的编纂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导作用,那种将《近思录》仅视为朱熹著作的看法是错误的。

《近思录》所见北宋四子的政治思想

本文从《近思录》文本出发,釐清北宋四子政治思想的内在理路,即如何发现个人身上的"天道性命之贯通"以及如何在面向个人和群体的生活中去实现它,由此达到内圣外王的统一,成就圣贤气象。在这一政治理路下,士人出处进退,进行政治实践,应以诚为本,以民为重。四子皆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在位者的德性问题,以使治统和道统相符,同时还必须重视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四子政治思想显示出儒家政治思想的延续性和不同于纯粹"内向"义理之学的儒家思想面貌,对当今的政治实践仍有可资借鉴的重要意义。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明代中后期《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考述

周公恕《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是"就叶采《集解》参错杂折之";从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叶采《集解》的传播,主要靠周公恕分类改编本及其衍生的版本系统。明代后期周公恕类次本的代表,为万历年间吴勉学校阅的刻本《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周公恕类次本产生了割裂、僵化、歪曲程朱思想的后果,其实它并非叶采《近思录集解》版本传播的"正途"。

中国理学经典《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

作为程朱之学重要承传载体的《近思录》在宋元之际流传到日本后,在日本社会广为教习,被当作理学之经典、圣学之阶梯。日本人通过重刻、注释、翻译、讲读、仿编等途径整理生产了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近思录》相关文献。他们在接受《近思录》思想体系时,又对中国注本的部分注文予以批判、加以新解。由《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可见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紧密关联。

《近思录》对读经治学的指导价值

《近思录》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发展成热的理论形态,代表着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子的读经方法,对我们今天读经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科学的治学次序、方法,治学当行与不当为之事,对当今的教育者、读经者均有指导意义、借鉴价值;读经当然不应舍弃之。

理学开新:《近思录》的编纂及其内在逻辑理念

《近思录》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由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共计622条(内含邵雍一条)编纂而成。朱、吕二子并不强调周子、邵雍、横渠"前三子"与二程治学理念的差别,更加看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前三子"与二程泯然浑一,同炉共脍。然朱、吕所重明显落在"格物"而"致知"上。理学由原先仅重"德性之知",向明确主张"闻见之知"的"道问学"一派之重大折捩,《近思录》成为标志性典籍。且朱子之治学理念及别识心裁,也通过《近思录》体大思精的内在编纂逻辑隐隐地透出。

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研究著述提要

《近思录》集"北宋四子"语录622条,分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己、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警戒、辨异端、观圣贤14卷,以"实用伦理人生哲学为核心",是袖珍版的理学体系,也是后世传刻最多、流布最广的一部著作。梳理韩国学者宋熹准先生主编的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注解丛编》和陈荣捷先生《朱子之〈近思录〉》附录四所考韩国著述,可以考察《近思录》在韩国的研究与传播情况。

再论《近思录》的取材成书与价值取向

《近思录》由朱熹与吕祖谦一起选取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四名学者的言论编纂而成,由于它在中国理学史的特殊地位,一直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近思录》的成书过程、内容取材、价值取向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陈荣捷、束景南、杜海军等人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观点,在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没有抄撮成书,而其初稿要到同年八月份才完成,此后几年中还一直在继续修改。后世学者"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是与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的刻意所为分不开的。此外,《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各自的取材内容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书中三条涉及举业的条目是朱熹应张栻要求所添加,与吕祖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