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近用权及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在新媒体背景下,政府与一般民众在新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博弈呈现显著变化,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提出了挑战。通过对代表政府和民间的两大互联网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的量化分析,指出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网络时政论坛日益具有公共领域特征,促使新媒介接近使用权发生下移和反转;其二,网络论坛激发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进而带来新媒体和消息来源的变化;其三,网络论坛改变了传统宣传控制模式,由此带来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变化。作为"民主的沟通"的公共关系,可以在新媒体的源头和管道上,为政府提供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的策略性调控理念和对策,从而优化和完善政府的新媒体管理系统。

消解与重构:新媒体对媒介近用权的影响

新媒体的发展给传统媒介生态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媒介终端日渐普及的过程中,媒介近用权不断下移,打破了以往政府、媒介和民众之间的传播关系结构。本文以媒介近用权调整为切口,管窥民众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舆论话语权的变化。

媒介融合时代下的媒介近用权:发展的困局与突破

媒体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的融合、传播媒体间的基础性融合、传播媒体外延性融合,昭示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在媒介融合时代,媒介近用权面临诸多发展的困局,如媒介社会责任感的式微、媒介公共领域的缺失、话语权缺失的群体被再度边缘化,而媒介融合对近用权的颠覆及微时代的媒介服务供给又使媒介近用权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突破。

表达自由、媒体近用权与政府规制

表达自由是被视为民主社会中公民第一权利,主要包括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体的新闻出版自由。传统的思想市场理论认为,让思想之间进行完全竞争,就可以达成自我实现、发现真理、健全民主和促进变革的价值。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思想市场结构,也导致思想市场的失灵。为保障言论自由的实现,必须赋予公民以接近和使用媒体的权利,以有效制约媒体滥用新闻出版自由。媒体近用权是一项积极权利,需要借助政府对媒体的结构规制和行为规制才能实现。互联网的发展带给表达自由的不全是福音,诸如数字鸿沟、信息过滤等都构成对媒体近用权的挑战。

框架视野下的农村征地拆迁报道——以《人民日报》近10年有关报道为例

本研究采用框架分析和媒介近用权理论,以《人民日报》近10年的农村征地拆迁报道为研究对象,从报道体裁、议题范畴、消息来源、归因框架等方面入手分析了该报在农村征地拆迁议题上的框架选择以及媒介表达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民日报》优化农村征地拆迁报道的原则理念。

从全民阅读时代到全民写作时代——论世界“参与新闻”运动

20世纪末,公共新闻运动虽经10年之久,却依然没有根本改变普通市民无法获取近用权、参与公共生活的状况。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体系内部的改革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在移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参与新闻在传统媒体系统外部逐渐兴盛开来。这种新闻传播模式并非是要取代传统模式,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与传统模式互为补充。

论美国“公共新闻运动”

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公共新闻"运动。尽管它至今没有形成确定的概念与清晰的理论框架,但围绕"为人民"这一理念,力图挽救日益堕落的公共生活以及媒体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努力和尝试,学术界和实业界共同推动了"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内部社会运动"。但这一运动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无法摆脱媒体专业主义、企业形态、合作分工的影响,无法真正实现公众为表达自己的声音而要求的近用权,势必被更为民主的"市民新闻"所替代。

从全民阅读时代到全民写作时代(下)——论世界“参与新闻”运动

20世纪末,公共新闻运动虽经10年之久,却依然无法根本改变普通市民无法获取近用权、参与公共生活的状况。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体系内部的改革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在移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参与新闻在传统媒体系统外部逐渐兴盛开来。这种新闻传播模式并非是要取代传统模式,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与传统模式互为补充。

从全民阅读时代到全民写作时代(上)——论世界“参与新闻”运动

20世纪末,公共新闻运动虽经10年之久,却依然无法根本改变普通市民无法获取近用权、参与公共生活的状况。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体系内部的改革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在移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参与新闻在传统媒体系统外部逐渐兴盛开来。这种新闻传播模式并非是要取代传统模式,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与传统模式互为补充。

解放的潜力与迷思:关于传播新科技的辩证思考

科学与技术作为人类社会知识的载体,以理性之光芒驱逐了鬼魅而开启现代社会的步履,但当下传播新科技与资本的强势结盟,导致信息获取的媒介近用权出现严重的数字鸿沟;继而媒介表达权急剧不平等;数字社会网民仍然难以跨越多重权力轴心的障碍而达成理性沟通;传播新科技作为资本积累之工具羽翼,随着基础设施的扩张,对人类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侵蚀。本文从以上四个维度展开论述,意在揭示现代人的根本处境:一方面人类凭借知识获得生活的根据,技术赋能为人类带来便捷、效率和解放潜力;但另一方面人类无法脱离传播新科技服膺资本之诉求,理性已经下降为数学原则,以资本增殖的量的规定性为铁律的数字实证主义实际操纵着现代人的生存秩序。

公共信息权利保护的全球发展趋势分析

近年来,信息权研究中关于个人信息权成为热点话题,而公共信息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发现,公共信息权日益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宪法保护,在所统计的74个国家中,有41个国家明确承认了该项权利是一项宪法性权利。不过,媒体作为该项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由于违反法律平等原则,在绝大多数国家仍然难以享有超越一般公众的信息近用特权。

媒介融合对受众权利的影响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在发展困境中寻求与新媒体的融合,媒介之间的融合发展必然对受众权利带来相应的改变。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和传递信息,媒介融合给予受众更大的舞台,受众在整个社会传播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传统媒体下的"消极受众"变成现在的"积极受众",受众权利也随之得到扩大和延伸。

浅析微博世界的视觉伦理

生活在"读图时代"的人们也越来越依赖视像。而微博这样的一个字配图的平台,开拓了人类新的交往空间,视像这种无障碍的"语言"几乎是多人眼球吸引注意力的法宝。然而微博这一新媒体的视像传播工具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现有社会伦理规范无法适应的新冲击。

论“表达自由”新闻实践中的局限

表达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权利，表达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表达自由在新闻实践的过程中却有一定的限制。文章通过将表达自由区分为“积极的表达自由”和“消极的表达自由”，分别论述了在这两种自由概念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局限，即媒介近用权问题和观点市场失灵问题，并引入政府规制概念来解决表达自由在新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社会转型与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工人日报》1979-2008年工人议题报道之分析

本研究以新闻架构为分析框架,通过对1979—2008年《工人日报》有关"工人"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探讨我国转型期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状况。研究发现,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状况不容乐观,"工人"议题报道的新闻框架受限于意识形态藩篱。通过转型期前后两个阶段的工人媒介表达状况比较发现,工人议题的报道不仅未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得到改善,反而有所弱化。本研究因此提示,在推进传媒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须注意把握媒介的公共性方向;须特别重视我国转型期社会的媒介近用权问题和传播权益问题,将之视为十七大所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中有关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