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的现实困境与政策思考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人口返乡回流正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而女性则占据了返乡劳动力的半壁江山。探索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是关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大事和要事。本文从个人与家庭禀赋角度、家庭分工角度、传统乡村经济形态角度三个角度看,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受语言习俗、传统文化、社会规范等因素影响,面临着受教育水平低、职业-家庭角色冲突、高质量就业岗位供应不足等问题。分析表明,乡村旅游在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就业方面具有将生活技能职业化、就业地点在地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就业时间灵活化的优势,为实现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提供了可靠的路径选择和现实条件。同时,民族地区返乡女性感知视角下的高质量就业包括就业环境舒适性、就业收入多元性、就业技能适配性、职业发展成长性、社会角色统一性等内容。为此,乡村旅游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需增加高质量就业机会、提升高质量就业能力、完善高质量就业保障、增强高质量就业黏性。

影响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农民工创业因素分析———基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

外出打工之路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返乡是她们的归宿。返乡后的她们需要新的经济来源。由于部分人在打工生涯中提高了人力资本,有可能会影响创业的决策。在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宏观角度对影响其创业的因素给予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农民工创业受微观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受中观因素的影响略弱,受宏观因素的影响则更弱一些。即,国家政策等宏观因素对女性创业决策的影响有赖于自身微观因素或周围群体的中观因素作为媒介进行传导,否则可忽略。

从三观视角分析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农民工创业

创业是解决民族地区女性农民工返乡后生存问题的手段之一。在新经济社会学嵌入理论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宏观角度对影响民族地区女性农民工创业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为:女性农民工创业受微观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受中观因素的影响略弱,受宏观因素的影响则更弱一些。因此,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根据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建立不同质的创业模式,建立健全地方创业机制,完善和充实国家、地方创业政策体系,把扶贫政策与创业优惠政策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努力拓宽女性农民工社会网络。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的关系书写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之间处于“围城”与“看/被看”的关系之中。在“围城”状态下,留守女性安然自得的生活模式使进城女性对乡村生活充满渴望,而返乡女性光鲜亮丽的外表使留守女性对城市充满了欲望。在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互相“看/被看”中,完成了对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审视,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内心秩序的重建。在作家的乡土书写中充满了对返乡女性的“无家”状态的同情与悲悯,返乡女性渴望通过归乡来实现内心的救赎与和解。

自我塑造与家庭重构:西北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微网红”研究

文章探讨“第361行”中的乡村女性“微网红”如何适应劳动环境,运用既有的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突破性别和城乡权力限制,积极进行自我塑造,展现自己的身份和话语。这一现象体现出女性在新媒体环境下超越既定生活模式、基于业缘进行自我赋能的一种可能。同时,探讨她们如何通过“主外”的“云上工作”来建设“主内”的“云下家庭”,从而平衡个体和家庭的关系,重构家庭的劳动分工与权力结构。研究表明,农民家庭并不是现代化的被动承受者,妇女权利与家庭福祉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磨合和协商的关系。“自我塑造”和“家庭重构”结合的分析框架避免了“见家庭不见个人”或“见个人不见家庭”的单方面叙事弊端。

返乡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与乡村振兴:基于贵州省台江县“妈妈制造”的实践

解决我国返乡女性的再就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返乡女性的再就业既是回流地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回流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梳理贵州省台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该地由公益项目“妈妈制造”支持且主要为返乡女性参与的苗绣产业进行实地调研,分析“妈妈制造”对返乡女性的收入获得、家庭照顾、文化自信、地方事务参与等方面的积极效应。同时厘清返乡女性与“妈妈制造”对推进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起作用,以期提供返乡女性群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两者联结助力乡村振兴的可参考经验。

新时代女性农民工返乡就业困境探究

女性农民工在返乡时会受到来自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的压力,还受农村发展快慢程度的影响。这些因素不利于女性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因此,政府要通过不断完善政策帮扶,优化外部环境,在社会上形成激励女性农民工创业的良好氛围。同时,女性农民工自身也要深刻解放思想,树立信心,从而大力促进我国农村的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文化、政治文明等体系建设。

学做母亲:返乡青年女性的母职策略与身份重构

本文基于在中西部县域的田野调查,通过家庭主义理论的视角分析农村返乡女性的母职策略与身份重构问题。研究发现,农村返乡女性经历了从“流动的母职”到“陪读的母职”的转变。同样是实践更加现代化的教养模式,与城市中产阶层女性不同,农村返乡女性需要通过自我坚持的策略争取抚育权责,通过协调策略获得资源保障,通过情感策略重建亲子关联。而在重新“学做母亲”的过程中,农村返乡女性积极融入家庭,从责任意识、身份认知、生活秩序与亲职能力四个层面完成对母亲身份的重构,成为“奉献型母亲”。这意味着,第一,农村女性在学会做母亲的过程中,重新将自我认同建立在了母亲角色上,由此完成自我实现。第二,农村家庭正在围绕亲子轴形成亲子一体的新家庭秩序,纵向的代际伦理或许正在革新中被延续。农村女性及农村家庭的内在变革值得被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