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

金融危机的发生加剧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受到的被动排斥,而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已高度淡化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与归属,返乡青年农民工往往会主动排斥乡村生活,在这种双重排斥的境况下,返乡青年农民工极易成为无"根"的游民,乡村认同与归属的缺失极大地增加了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因此,必须加快城镇化建设,加大城镇的吸纳能力,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向城镇分流,同时积极引导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价值观重塑,重构其乡村社会认同与归属,才能有效防范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

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

青年农民工在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中已适应了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城市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被迫返乡后,处于一种组织真空状态,给农村"灰恶化"组织的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而返乡青年农民工处于高度的"灰恶化"风险之中。而加入乡村"灰恶化"组织后,返乡青年农民工原有的高度组织性和集体行动能力,不仅会使乡村基层秩序失控,而且还会导致农村青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因此,应当通过发挥基层民主自治的优势,强化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联动与共治,来替代返乡青年农民工的组织真空状态,实现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的源头治理;与此同时,通过弱化乡村"灰恶化"势力、加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价值重塑,来阻断风险的演化机制;进而防范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

论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与集体行动风险

青年农民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已适应了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被迫返乡后,处于一种组织真空状态,给农村灰恶化组织的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而返乡青年农民工处于高度的灰恶化风险之中;与此同时,返乡后生活的不适应性以及多年城市生活积累的相对剥夺感,给返乡青年农民集体行动提供了动力;而加入灰恶化组织后,严密的组织性与高度的集体行动能力,为返乡青年农民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组织条件,使农村青年的集体行动风险大大增加。因此,在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就业的同时,还必须通过组织替代、价值重塑和规范建设,才能有效防范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和集体行动风险的发生。

障碍与支持: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研究——基于对保定市的调查

金融危机下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许多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针对保定市278名返乡青年农民工的调查显示,缺乏政府政策扶持、相关手续繁琐、创业资金不足、缺乏社会资本、信心不足、缺乏理性选择创业项目、创业综合素质较低等主客观因素是制约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的主要障碍。解决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难应从多元化社会支持政策入手,即政府应该提供财税优惠及培训服务,金融机构应进行资金服务创新,新闻媒体加强舆论宣传引导与监督,社会团体发挥合作与补充作用,社会工作者提升其综合素质来共同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支持。

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探析——基于武汉市返乡青年农民工的调研数据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一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不得不因企业破产、裁员而返回家乡。本文基于对武汉市返乡青年农民工返乡后基本情况的一次调研结果,了解了武汉市返乡青年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对造成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危机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些政策建议。

云南省开展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教育的策略研究

本文在总结云南省开展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教育现况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探寻具有针对性、适用性的策略，借此希望为云南省推进青年农民创业教育工作作出贡献。

场域复合:转型期返乡青年农民工幸福观的生成机制

幸福观是个体对"幸福"概念的一般理解及由此产生的实践行为取向,其实质是个体在特定社会制度场域中与他者互动生成的认知偏好与惯习。转型时期受集体记忆与现实场域双重作用,返乡青年农民工幸福观的生成为前现实域、想象域、镜像域和后现实域四个不同阶段的场域所型塑与重构。青年农民游走于城乡两个不同社会之间,乡土性与现代性此消彼长、交织存在于返乡青年幸福观的生成场域中。不同场域的复合叠加、乡土性与现代性在各场域的交互作用、自我与他者的内外互动,三者持续的互联耦合,最终促成了返乡青年幸福观的形成与重塑。分析农村返乡青年幸福观的生成机制,有利于我们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更好地引导其发挥主力作用,准确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维度。

行动嵌入与内生发展:返乡青年职业农民推进农业振兴的实践逻辑

返乡青年职业农民,既是经营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又是联接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通过情感嵌入与职业嵌入,返乡青年职业农民与各社会主体进行互动,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进而推进农业振兴。返乡青年职业农民,嵌入乡村治理主体,融通技术理性与乡土情怀,调适理性规则与乡土惯习,应对不确定风险与生计诉求,以协调柔性的乡土生活逻辑与刚性的现代管理思维;嵌入制度环境,发挥“身体在场”优势回应村民日常关切的问题,协调外部资源供应与乡村内在发展诉求,以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