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者的精神隐蔽所——评张惠雯小说集《飞鸟和池鱼》

张惠雯的写作是出众的,她擅于从平实的日常事件中淬炼出极致细腻的内心情感,即使是看似“俗套”的故事形态,经过其颇具诗意的笔墨点染,以及灵动明净的语言叙述,也会具备一种独特的美学内涵,每每于平常处见深意。作为一名新移民作家,张惠雯在小说集《飞鸟和池鱼》里集中书写了“还乡”的故事,其中的故乡文化形态和人物隐微的精神思绪等,则都呈现出种种耐人寻味的特质。

同归异途——鲁迅、莫言小说的“还乡者”分析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归乡模式","新时期",莫言又为"还乡"小说注入了新的血液。而"还乡"小说的关键因素——"还乡者"作为"还乡"意蕴的承载体,在两位作家的笔下却有着很大的差异。透过对两代代表作家同主题同形象差别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发觉作家寄予在人物身上的精神探索,更能发现两个时代之间,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一丝轨迹。

现代文学中的“还乡者”

在现代文学的小说创作中 ,有着一批还乡者的形象 ,这些文学形象的产生 ,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 ,以及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战争的影响有关 ;也和大多数现代作家的离开故乡 ,到城市寻求理想与发展后的种种人生经历、人生感悟有关。因此 ,这些文学形象不仅具有自身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而且和时代、创作主体的互为映照 。

史蒂芬:征服空间的流亡与还乡者

"流亡"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中的史蒂芬是一个典型的流亡艺术家。史蒂芬认为只有流亡才能摆脱来自国家、教会、语言的束缚,才能获得自由。在享受流亡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与便利的同时,流亡者又不得不面对歧视与孤独。作为被允许居住的条件,流亡者不得不向宗主国做出妥协与让步。在得与失之间,年轻的史蒂芬变得更加成熟。体验流亡之后,他开始踏上了还乡之路。还乡使史蒂芬的艺术更接近本源,使他的流亡变得更有意义。流亡与还乡形成一个圆。在这个圆中,艺术家史蒂芬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艺术。

归乡之途与融合之道:《宝水》的还乡书写与现代乡村想象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是一部典型的还乡记,通过主人公回到宝水、认识宝水、认同宝水的归乡历程,回应了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在回乡叙述中,完成了对乡村意义的生产;在认识宝水的叙述中,反思了乡村传统与现代话语的关系。“融合”是《宝水》想象现代乡村的基本原则,也深刻地影响了《宝水》自身的美学建构。《宝水》中的“再造乡村”是现代化的一次在地实践,提供了新时代下乡村现代化的样板;同时也包含着巨大的乌托邦冲动,生产了新的乡村想象空间。

叶炜《还乡记》:新时代“凤凰男”的寻根书写

叶炜是一位在乡土文学领域持续深耕的70后作家。他的长篇新作《还乡记》,通过一位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知识分子——赵寻根的口吻,再发现新时代乡村的现实剧变。他将主人公童年在乡村的生活经历、离开乡村后成为城市知识分子的奋斗史和回乡寻根的精神生命史融合在一起,通过个体命运和故乡农村的书写,展现了他对新时代今日之中国乡村现实剧变和精神现象的思考。《还乡记》中,我们看到的既是农村“苦孩子”的童年与70后一代农村人的离乡史,又是“苦孩子”变成城市知识分子即“凤凰男”后的寻根史。作者还通过“伏羲女娲”意象的呈现,找寻70后一代离乡人的精神皈依,并对当下生育观念进行反思。这引发我们思考:今天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运动,给我们的乡土文学书写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乡土文学新的未来出路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乡杂记》版本批评

《还乡杂记》是何其芳的第三本散文集,自20世纪30年代末问世以来先后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经历了跨地区、跨时代的多次修改。运用版本批评的理论方法,系统梳理《还乡杂记》版本的变迁历史,概括分析其修改内容,讨论时空变迁背后的政治话语、文化机制对文学文本生成的影响,探寻何其芳的自我改写与重塑过程。

梁晓声小说中的知青“还乡”书写研究

“还乡”这一行为是梁晓声小说叙述的矛盾起点,在“还乡”书写中,知青们为了生存逐渐舍弃北大荒知青身份,以城市创业者的身份开始新生活。通过网状叙事结构展现知青完成群体分化的过程:以知青身份构建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在倒叙和插叙、现实与回忆的交错叙事时间中逐渐分割过去与现在,不同叙事空间的个体选择呈现群体分化结局。梁晓声开辟了“还乡”书写新模式,以知青的“故乡错位”关注一代青年的奋斗经历,寄寓了作家对知青的深厚情谊。

近年来青年导演的精神还乡与“想象的共同体”建构

近年来,我国青年导演群体越发表现出对于乡土世界的高度关注,商业或艺术大银幕上关于乡土的文化想象与诗意表达层见叠出,已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青年导演更趋于形式上的精神还乡,而拒绝身体的还乡,灵与肉的分离导致近年来我国青年导演对“故乡”或“乡土”意象的想象性建构。他们试图通过建构包容文化、美学与情感的“想象的共同体”以期待与年青一代的观众产生思想火花与情感共鸣,这无疑是对“还乡”与“乡土”的一种重构。

荒野现代化、家园守望与精神“还乡”--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生态田园理想分析

中国乡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等方面的问题在近几十年来引起了作家们特别是地域和乡土作家的持续关注与思考。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依然是困扰当代人的重要问题。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和《森林沉默》等神农架系列小说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殷切的关注与思考。将这些作品置于田园-生态视域下探究发现:以现代交通设施与工具等“现代机器”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力量进入人烟稀少、生活朴素、较为原始的“未被破坏的”荒野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山区带来了便利,但是也带来了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这些作品通过将心存生态良知与生命敬畏感的山里人和来自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外来者们进行对比,批判了现代社会的“灵魂灾荒”和信仰缺失,折射出对精神守望和精神“还乡”的吁求,蕴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田园理想。

处所意识视角下《还乡》中尤苔莎的悲剧解读

“处所意识”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文学空间研究体系建构中的一部分,它指个人对所处地方(位置、方位、环境、空间关系等)的不安与焦虑。《还乡》中的主人公尤苔莎悲剧命运的产生与她所处的空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布达茅斯的光彩夺目与埃格敦荒原的庄严肃穆在尤苔莎的心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身处埃格敦的不满与不安导致了尤苔莎的处所焦虑,荒原居民对尤苔莎的不接纳,也加剧了尤苔莎内心要逃离荒原的想法,正是在逃离荒原的过程中,造成了尤苔莎的悲剧。

明帝富贵还乡仪式的象征与实效——以赋役优免诏书的颁行为中心

明太祖、成祖、世宗均以皇帝身份富贵还乡,效仿古圣帝王泽被乡里之举,优免当地官民赋役。但是,优免诏书多停留在颁布环节,实效大打折扣。皇帝富贵还乡的象征意义更大,突显了政治影响力。优免诏书服从于政治需求,使其本应发挥的经济效用被严重削弱。皇帝故乡扩城池、修陵墓等大工程与富贵还乡有直接联系,需要大量的人、财、物投入,远非当地百姓所能承受。地方政府为按时完工,无法贯彻执行优免赋役的政策,导致本地民众没能因优免政策而真正达到家给人足,仍要变相承担沉重的赋役。今人对旧时代帝王在纸面上的善政不应该盲目赞扬,要从实际执行角度重新审视其影响,认识到旧制度的弊端。

城乡之间的“小民精神史”——评叶炜《还乡记》

叶炜新作《还乡记》通过大学教师赵寻根回乡的一系列故事,反映了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困境,记录了一部个人的“小民精神史”。在城市女儿万晓璐和乡村发小韩慧慧的反复犹豫间,小说影射的是当今乡村无所归依的尴尬境地;在生的希望与死的愁思中,作者希冀于古老信仰对人的精神援助和灵魂支撑。而面对现实,经济发展的要求更新了旧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要求,实用法则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人心和人性;作为时代宏大背景的底色,“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所蕴涵的巨大潜能,在当下又给予了这一历史难题以新的解决动力。

中英文化视域下的《还乡》与《浮躁》比较

本文以哈代的《还乡》和贾平凹的《浮躁》为切入点,从时代背景、文化源头、作者生平、人物形象及心理分析等方面,分析中西方乡土文化观念的起源、发展、诱因和演变,从而探讨两部作品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差异与统一。

在循“真”蹈“实”和艺术创造之间--谈新编歌仔戏《陈嘉庚还乡记》

如何取舍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似乎是现代历史剧创作进程中一个永恒的追问。而新编歌仔戏《陈嘉庚还乡记》则把控了二者之间的调和点,以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返乡四日内直面贪蠹污吏、并与其斗争的故事为素材,投射出历史剧创编应具的虚实共生、相存并用的创写理念;更冲破有限史料之局缚,在该剧的素材择筛、人物塑刻、舞台呈现等层面,皆架设起了一台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兼具”的精妙天平。

有关田耳小说《衣钵》“还乡”模式的诗学研究

母题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术语,它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田耳小说《衣钵》中“还乡”的叙事模式就是一个母题的体现,《衣钵》对中国当代乡村世俗精神世界的描绘为底层写作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巨变,城与乡、现代与传统、现代科学与古老习俗等诸多元素都在面临着挑战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面对社会的转型,田耳将个人体验和乡土想象融入小说写作中,同时又持着启蒙理性的眼光和诗性叙事的独特风格,在《衣钵》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别有意味的“还乡”故事,小说在城市化进程中衍生的人类精神困境等诸多个层面都启发我们新的思考和研究。

论《还乡》中的听觉叙事

《还乡》中的声响种类繁多且意蕴丰富,具有不可忽视的叙事作用。本文旨在探究听觉叙事在《还乡》中的重要叙事功能:首先,按照音景的主调音、标志音、信号音三个层次分析小说中音景的构成,探究不同层次音景的情节演述功能;其次,根据视听动态关系分析听觉叙事为小说增添的叙事戏剧化效果;最后,听觉叙事还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对哈代《还乡》中叙事技巧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为近年来文学界号召的“听觉转向”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

迪伦马特戏剧《老妇还乡》中的怪诞风格探究

迪伦马特的戏剧《老妇还乡》采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性内容,体现了迪伦马特怪诞的艺术风格。本文从戏剧的情节、人物形象和台词设定三个方面来探究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这部戏剧中对怪诞风格的运用,并进一步挖掘怪诞手法背后迪伦马特对人类生存环境与个体生存意义这一双重主题的揭示。

托马斯·哈代《还乡》的乡村共同体形塑

哈代在《还乡》中呈现了传统乡村共同体,同时也披露了游离在共同体之外的异质性个体遭受来自共同体的压制和排斥,又构想了工业化背景下有机而美好的想象共同体。它回眸英国农耕时代的乡村共同体,铺陈英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转型焦虑,并探求工业化背景下新型共同体的构建之路,展现了探索共同体的形塑过程。立足于《还乡》小说文本线索,分析小说中指涉的乡村共同体,探讨哈代如何立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乡村地区,探寻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时期的共同体形塑过程。

湛湛江水上有枫: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枫意象

枫意象的文学书写历程漫长而丰富,其各种基本的情感意蕴和表达方式,从战国后期开始逐渐发展,至唐代得到了定型,宋以后又有进一步扩充。枫意象具有强烈的情感寄寓与鲜明的审美特性,其所表达的往往是与还乡母题密切关联的悲感情绪,揭示了人生永在漂泊与求索的生存本质;枫叶具有霜后转丹的特点,在文学中往往被置于秋季萧索的背景下,或与其他素淡之物并置,呈现出素以为绚的审美特色。枫意象的书写主要采用了感物兴情而非托物寓情的方式,较鲜明地呈现出非道德化、非人格化的特点,体现了天人合一思维中的审美品质;枫意象具有泛化性的指向功能,既包括了各种槭树,也常作为枫香树的简称,还可指代所有秋季红叶树木甚至落叶树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