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进入规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FDI进入速度的调节视角

基于中国200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进入规模、进入速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进入速度负向调节FDI进入规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且存在FDI进入速度的双重门槛效应;当FDI进入速度低于门槛值时,FDI进入规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当FDI进入速度超越临界水平时,FDI进入规模会抑制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受FDI进入速度的影响,FDI进入规模对区域创新能力还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部地区分别呈现正向“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而西部地区过快的FDI进入速度会抑制FDI进入规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上市公司进入新行业持续经营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动态角度研究上市公司在新行业中持续经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在新行业的持续经营受进入规模和进入行业特征的显著影响,公司进入规模越大、进入行业的竞争性越弱,持续经营的可能性越大,但行业进入的结构性障碍对持续经营没有显著影响。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内价值链分工?

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为会对我国国内价值链分工产生何种影响?文章提出国内价值链分工下区域增加值的分解方法,构建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定量分析框架,通过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在考虑外资进入及其行为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外资进入对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1)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阻碍了我国国内价值链的构建,而外资的市场兼并行为更加不利于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开展。(2)外资进入及其市场兼并行为产生了对国内价值链分工的替代效应,就其影响程度而言,沿海地区大于内陆地区,机电制造部门甚于一般制造部门。(3)外资进入及其市场兼并行为更多地打击了国内价值链的上游环节,阻碍了内资企业的国内价值链攀升,同时切断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上下游关联,影响了国内价值链分工的深化。文章为更好地统筹对外和对内开放、协调参与国际分工和构建国内价值链,以及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边界

名义公共产品是指公共支出,公共支出对私人部门利益的提升才是实际公共产品。公共支出增加不一定导致私人部门利益提升。公共支出效益由公共部门获得,导致公共部门的人均收入高于私人部门。部门的报酬差异导致对公共部门的过度进入。进入的本质是分享公共部门的利益空间。另一方面,对公共部门的进入也存在着制约的因素。公共部门的相对报酬刺激进入规模扩大,进入规模扩大又使得相对报酬趋于降低。相互对立的力量决定了公共部门的进入规模,同时决定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