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经济韧性效应及机制——基于中小微经营主体进入退出视角

中小微市场经营主体对冲击更为敏感且受金融约束更为突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中小微经营主体获得金融支持应对各种冲击,进而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本文以2011—2021年28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中小微经营主体进入退出视角,应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相对于大城市而言,中小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经济韧性效应更强。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强化中小微经营主体进入退出机制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经济韧性效应,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设施建设、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培训。

劳动力市场摩擦、企业进入退出与经济波动

本文在一个DSGE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及企业的进入退出机制,通过四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冲击考察了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疫情冲击将首先导致失业增加,然后传导至企业端,引起单个企业产出下降和中小企业退出,进一步抑制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正反馈循环。在劳动力市场摩擦和企业数目下降两个机制的互相强化下,短期冲击会带来持续性的影响,仅存在一个季度的冲击也会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持续数年。最后,本文通过政策分析为稳定就业、纾困中小企业等举措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进入退出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变迁

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是检验进入退出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以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考察对象,应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并辅以LP方法考察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构成要素、进入退出企业与在位企业的技术效率差异。我们发现,前沿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推动因素,配置效应、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而技术效率改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了较大的负面作用;从产业组织角度看,进入企业的技术效率低于在位企业,使得进入企业对行业整体生产率提升没有出现如Schumpeter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而是降低行业生产率,相反,退出企业的低效率却促进行业生产率提升。

入世后中国企业的进入退出问题研究

作为WTO的成员国,中国经济已完全融入全球化竞争之中。入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首先是一个进入退出的问题。入世后,无论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还是外国产品的进口都会越来越普遍,从而必将对中国从事替代品经营的厂商形成冲击。本文利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假说,分析了入世后中国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如何打造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问题。

对我国彩电企业的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研究

文章运用企业进入退出的与市场行为和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对我国彩电业进行分析,并为推动我国彩电行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与行政性进入退出壁垒

行政性壁垒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与经济性壁垒通过提高企业的市场势力而增强其技术创新能力不同的是,行政性壁垒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发生了扭曲,并使其技术创新强度大幅度下降,并且,行政性退出壁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作用相对更为严重。

进入退出、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路径的模拟分析

以温特等人2003年的产业演化模型为基础,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的研究为辅助,调整和修正温特2003年的模型,然后借助计算机模拟软件对产业演化过程进行模拟运算,并得出产业演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修正后的模型同时分析企业进入退出过程和技术创新与模仿行为,弥补了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研究缺乏企业进入退出过程以及温特等人2003年研究缺乏企业技术创新与模仿上的缺陷。

进入退出壁垒与国有企业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理论的解释

制度性进入壁垒导致产业人为垄断的形成 ,而过度进入与制度性退出壁垒则造成了我国许多产业的过度竞争格局 ,从而导致厂商 (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的高产量和低价格及亏损。只有尽快从根本上破除制度性壁垒 ,才有可能真正使国有企业摆脱亏损的困境 ,国有企业才能具有自生能力 ,而其他由于缺乏自生能力诱发出来的金融预算软约束、政企不分、激励不足。

中国汽车与电冰箱产业的企业进入退出(1985-2000)

通过简单的模型来解释和度量企业的进入退出,并利用1985-2000年期间中国汽车制造业和电冰箱制造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目的在于阐明中国企业进入退出的真实原因,希望能对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贯彻有所启示。统计检验揭示了中国企业进入退出的某些真实特点,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结论。

我国有色金属产业进入退出的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2009年度,30个省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和27个省的有色金属采矿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有色金属产业进入退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既有预期利润率、产业销售增长率、资本规模壁垒等影响有色金属产业进入退出的市场性因素的作用,也有国有投资比重和政府税收等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性因素的干预,导致企业进入退出与亏损增长率相关性较小或者负相关的非理性行为。这说明,要防止有色金属产能过剩,推动落后产能淘汰,既要注意进入退出中的市场性因素,也要注意行政壁垒问题。

生产率差异和企业进入退出

文章测算了1999年、2003年和2007年三个时点中国12个主要制造业行业的进入企业、退出企业和在位企业间生产率的差异,结果发现: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都低于在位企业,退出企业平均生产率最低;进入企业自身存在异质性,最初生产率高的进入企业更可能存活。

基于熵理论的煤炭开发进入退出系统研究

文章对煤炭开发进入退出系统以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煤炭产业开发进入退出系统流程,然后运用熵理论理清了煤炭开发进入退出系统熵流结构特征,利用系统熵流结构模型建立了煤炭企业进入退出的决策模型。针对煤炭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指出了外部熵流是影响煤炭开发进入退出系统稳定和健康的重要因素,并建议煤炭开发进入退出的管理应该从政策、资源、环境、市场、社会和国际竞争等方面入手,并且将工作重点应放在政策熵流上。

飞行员行业进入退出壁垒分析——兼评云南东航返航事件

近年来,飞行员跳槽事件频发,尤其是2008年云南东航返航事件,给乘客以及整个航空业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飞行员进入退出壁垒过高,导致我国民航业飞行员供不应求。经过分析,现阶段我国飞行员的进入退出壁垒主要为结构性性壁垒。

要素市场扭曲、生产率与企业进入退出

企业进入退出选择机制和资源再配置机制是提升生产率水平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实证分析要素市场扭曲、企业进入退出与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以生产率为基础的市场选择机制对企业退出的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低效率企业退出概率越低;要素市场扭曲降低了企业更替的竞争效应与学习效应对生产率动态演化的影响。此外,通过对省级层面总量生产率进行静态与动态分解,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阻碍了资源再配置机制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要素市场扭曲降低1%,企业间资源再配置效率提高0.53%,企业进入退出净效应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提高1.43%。本文研究对于理解要素市场改革与总量生产率演化之间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与政策启示。

浅谈我国煤炭产业的进入退出壁垒

产业壁垒的存在是迫使企业做出进入退出行为的重要手段。在学术界,一般采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作为进入退出壁垒分析的基本形式,但针对具体产业壁垒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尤其是煤炭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壁垒问题。本文尝试从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对煤炭产业的进入退出壁垒从政府、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

建立信贷进入退出机制强化风险防范

信贷的进入、退出机制，从其内涵来说，可以理解为，在科学预测和评估伯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扩大对资产质量高的地区、行业、客户的信贷资金投入，同时相应的逐步减少、收回资产质量差的地区、行业和客户低效甚至无效的信贷资金，开拓收益率高、发展前景好、优势高效的信贷市场，又主动退出低效、无效的信贷市场，实现信贷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东北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时空格局及影响机理

基于企业数据,结合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2009—2022年东北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东北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入与退出均具有较强的中心城市指向性。(2)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呈现渐进式稳定发展态势。(3)企业进入空间演化形成“多核心-外围”格局,退出形成“单核心-多核心-外围”演化格局,进而影响重心转移轨迹,进入重心逐渐南移,退出重心逐渐北移。(4)产业、区域和政策关联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东北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退格局。

进入退出、竞争与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开放竞争作为一个效率增进过程

本文基于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考察经济转轨与市场开放过程中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市场竞争与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市场开放激发了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和动态竞争过程;通过竞争的激励效应,进入退出促进了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过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进入退出促进了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文的结果亦表明,在政府干预较多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位企业之间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仍然较低。继续推进开放竞争对于工业部门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