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成本与进口中间产品质量——来自多国(地区)产品—行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在垄断竞争框架内,引入非位似需求函数与CES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内生化的中间产品质量模型,以刻画劳动成本与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并采用CEPII-BACI数据库1995—2009年38国(地区)hs92六位码数制造业中间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与WIOD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劳动成本与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之间的确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且当前处于"U型"上升阶段,即面对高劳动成本,生产率高的企业倾向于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以匹配高素质劳动者,进而缓解劳动成本上涨压力。即使加入不同控制变量,控制不同固定效应,并考虑不同子样本情形,这一结果仍稳健。中印对比还显示,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质量较印度更低。这就意味着中国要最大限度地借助工资上升提高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还需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加大对外开放进程。

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的经验分析

结合2000—2006年间合并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国际前沿方法 ACF计算了企业生产率,并参考Gervais(2015)和施炳展等(2015)的方法计算出企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后,以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了二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对用OP/LP方法计算的企业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U型关系仍然成立。

劳动力质量与进口中间产品质量

中国1995—2009年的产品贸易数据和劳动力数据表明劳动力质量对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具有正向效应,且在中国适用:正向效应在不同类型样本国家大小不一;低级技术工人的正向效应最强;地理距离、是否内陆和外部冲击显著地负向影响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贸易伙伴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和地理接壤对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我国政府要支持高职院校发展以利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并为企业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目前,我国进口中间产品质量总体偏低,提高劳动力质量有助于消化与吸收高质量进口中间产品内含的先进技术,使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移。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制造业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9大制造行业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外国R&D通过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制造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国R&D活动通过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影响,其产生的技术溢出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对技术效率的改进作用相对较小;从分行业来看,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强而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弱的特点。研究结果同时表明: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国内研发投入对行业技术的进步起主要作用。

中间产品进口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

在新贸易理论的指导下,国际贸易模式不断发展与创新,产品内贸易盛行。本文根据2000—2013年高技术产品五大行业面板数据,基于豪斯曼构建的产品出口复杂度指标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技术含量进行测度,得出这期间其出口技术含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本文引入虚拟变量,实证分析FDI、R&D及中间产品进口五大行业对其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来说FDI、R&D和中间产品进口均有助于提升产品的出口技术含量;但对细分行业来说,中间产品进口与出口技术含量的关系是不确定的,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产品,电子及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三类产品的中间产品进口会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而医药和航空航天器产品的中间产品进口则会阻碍其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

垂直专业化、中间产品进口与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

本文计算了中国制造业16个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国内技术含量。在考察的7个年份当中,16个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逐渐增大,说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逐渐加深,16个细分行业的国内技术含量也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此外,本文还实证分析了垂直专业化、中间产品进口以及国内技术含量的关系。从实证结果来看,中间产品的进口促进了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但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没有对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垂直专业化指数越高的行业,其国内技术含量却越低。

中间产品进口是否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1997-2012年工业面板统计数据,分别从工业总体和行业两个视角检验了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工业总体看,中间产品进口有利于我国技术进步;从工业内部看,中间产品进口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有碍技术进步,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对技术进步作用显著;从中间产品进口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垂直专业化为主,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为主。

中间产品进口、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多样性

运用2002年~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依据理论模型分析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及出口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均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且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控制了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规模后的研究表明,从不同来源地进口中间产品均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目的地的增加,且来自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的影响作用更大;进口中间产品通过互补效应和技术/质量转移效应两个渠道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低价机制和技术/质量机制是中间产品进口影响企业出口多样性的两种机制。我国应积极实施中间产品贸易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出口的多样性。

中间产品进口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

本文以中间产品进口占比为影响因素,引入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作为影响变量,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中间产品进口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出口多样化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作用存在滞后性,滞后1期中间产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以及科技研发投入的增长同样也会促进我国出口的多样化。因此我国应当促进更加自由的贸易,适度增加中间品进口,但应当注意进口中间品种类的选择,同时要更多的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绝对劳动成本的增加,并积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高我国产业生产技术水平,为产业出口多样化水平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持。

中间产品贸易与行业内工资不平等——基于我国制造业的实证

相对工资差距指的是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针对这一现象,文章实证分析了中间产品贸易对我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与中间产品出口贸易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产生了正向影响,起到了扩大相对工资差距的作用,并且发现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大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

出口最终产品质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跨国(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从产品质量异质性贸易理论出发,从综合视野探讨了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研发、FDI、经济自由化水平以及市场规模与出口最终产品质量之间的内在机理。进而采用BACI 1995-2009年38个国家(地区)由产品到国家(地区)层面的数据,分层次对此综合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经济自由化程度、FDI与市场规模对出口最终产品质量具有促进作用,且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正向效应最大。研发、人力资本的效应在引入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情形下由正转为负。这也意味着研发、人力资本相对不足的国家,可借助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这一途径以提升本国出口最终产品质量,进而实现产业升级。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工资不平等

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从R&D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及其技术溢出对中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物化型的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既通过实现熟练劳动力与国际先进R&D资本互补效应,又通过技能偏向的知识学习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加剧了工资不平等。随着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工资不平等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中间产品进口、出口多样化与贸易顺差——理论模型及对中国的经验分析

文章建立以贸易差额为研究对象、中间产品进口等为主要解释变量的理论和计量模型，然后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法、似不相关回归估计法等对中国在1992～2008年期间中间产品进口增加对贸易差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中国中间投入品进口的增加通过“出口产出能力扩张效应”和“出口多样化效应”对贸易顺差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我国中间产品进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首先对中间产品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间产品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中间产品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结果显示中间产品每增加1%的进口可引起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

国外供应商势力与中间产品进口企业创新

本文在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基础上,采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中间产品进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外供应商势力与企业创新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国外供应商势力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企业创新,而当其超越某一临界值时则会抑制企业创新;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与中间产品特征密切相连,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产品企业的创新对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反应更为敏感;国外供应商势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进口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技术密集度高、价值链地位低、技术供给能力弱的行业更易受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制约;国外供应商势力效应在不同贸易类型的企业之间也存在异质性,相比于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较少受国外供应商势力的制约。

中间产品进口与工资差距——以进口关税为工具变量的实证分析

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会对我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使用关税作为进口贸易额的工具变量,有效控制了进口贸易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制造业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了进口贸易额与工资之间的内生性后,中间产品进口贸易显著扩大了相对工资差距;虽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差距大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但是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对相对工资差距的正向影响在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大。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研究——基于中间品进口与产品出口传导机制的视角

产品质量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体现,新发展格局下进口高质量中间品是提升我国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研究我国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规模以及进口中间品与本国自产中间品的技术差距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都呈倒U型特征。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来源于发达国家的中间品,其技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负相关;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其技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正相关。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处理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据此,提出要持续优化进口产品结构、加强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政策建议。

上游产能能够缓解供给冲击的影响吗?——金融危机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到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以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冲击作为切入点,考察了中间产品进口的供给冲击对纯内销企业总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发生后,受到国外中间品负面供给冲击的影响,企业用国内中间品替代了进口中间品投入,中间品进口对纯内销企业总产出的正向贡献明显下降。上下游生产链分析表明,上游行业产能缓冲了中间品进口的供给冲击对企业总产出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根据本文的研究,完善供给端的生产能力是缓解供给冲击的有效手段。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对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考察嵌入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结果显示: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两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另外,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低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大于对高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对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提升作用较为显著;对中间品和资本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对消费品的提升作用。鉴于此,建议我国企业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应深度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分工合作,提高产品质量,积极推动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