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解决收入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OLS、Pr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显著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分维度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抑制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医疗保险的获取,同时也增加了工作时间,但并没有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其工资水平有不利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降低居留意愿、减少工会参与、强化就业歧视而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应当加深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优化制度设计并加强劳动监管,推动农民工居留意愿长期化,增加教育培训投入等。

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就业感知与社会融入关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就业既是进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其融入社会的主要动力。文章基于合肥市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和就业感知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提高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与就业感知能够有效推动其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对于社会融入的直接作用强于就业感知;社区参与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和就业感知有着较强的间接影响。文章提出建立城乡一元劳动力市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推动进城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进程。

社会交往对进城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分析

鼓励进城农民工自主创业,是稳定就业形势、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当前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利用Probit回归模型,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交往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外源性社会交往不仅拓宽了进城农民工的社交网络,促进其社会资源积累,而且为收入低、缺乏抵押物的进城农民工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提供了信用担保,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进城农民工创业;显著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因素包括年龄、教育水平、父母外出打工经历、自购房和家庭困难等。因此,加快推动进城农民工创业,必须注重进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营造有利于进城农民工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环境,以利于在进城农民工流入地建立起促进创业的新社会网络,有效提升进城农民工的创业激情。

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下的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由马丁·海德格尔奠基,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发展完善的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的发展实现了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透过哲学解释学的诸多观点来看我国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并进行反思,对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教育理念、教育内容与方法有借鉴意义,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为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

农民工在流入地定居关乎城镇化质量和市民化水平,是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以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动力。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有序logit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剖析了身份认同视角下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其内在逻辑是"社会歧视→身份认同→定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住房性质、福利保障及社会关系等因素是社会歧视产生的重要来源。提升农民工身份认同能促进其城市定居,而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活动建设等措施则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受歧视问题,进而提升其定居意愿。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重塑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对进城务工农民访谈案例的描述,就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文化机制作用进行了合作博弈分析。结果表明,进城农民工在参与、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通过人际传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个人化不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不信任。经过一个长期的磨合,在城市文化机制与农村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个人化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信任。最终实现农民工参与、融入到城市社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正式制度的形成,必须先有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才能实现。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和重塑是影响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关系与排斥:进城农民工生存境况的社会学分析

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面临的依然是以"关系"为特征的人情社会。"关系-人情"能满足农民工的情感性需求和工具性需求。在交往互动中,农民工尤其是中下层农民工易于过度依赖同质性群体,呈现情感互动的"内卷化"趋势;同时,由于部分权利缺失和权力剥夺,农民工也面临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平等的境遇。"关系性排斥"是农民工在文化历史环境、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三重作用下遭受的困境,要从政府、社会层面出发积极改善这种困境。

新城市贫困——关于现实和未来社会的忧虑——以成都地区部分进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的调查为例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对原来二元对立的城乡社会结构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已被我们察觉,有的却要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对未来社会产生某种作用。进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存在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种系统性生存风险,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确定他们及其家庭在城市中已有的边缘和弱势地位,产生新城市贫困。这种新城市贫困不仅影响现实社会的公正、公平,更重要的是将会影响未来社会的和谐运转。

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对进城农民工的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社会日益明显的户籍分层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农民工的诸多社会排斥,是城市户籍分层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认为这种以先赋性的户籍身份为标准的分层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消解户籍分层,建立一种以自致性因素为基础的、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分层体系。

教育公平视角下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在迁入城市中也面临种种社会不公,尤其是随迁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升学及教育过程中应享有的教育资源等各个环节存在障碍和困难,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与核心,教育公平对社会个体来讲,关乎农民工家庭的生存与发展,对社会整体来讲,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稳定和谐。基于教育公平的角度,对困扰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存在的体制和政策壁垒问题进行剖析,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切实关注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目前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面临处于边缘状态、学校教学条件差等问题,根源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过度分权、农民工子女学校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建议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子女上学扫清障碍;建立合理的财政供给制度,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发挥公办中小学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方面的主渠道作用;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优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

进城农民工超时工作的成因与特征研究

《经济研究参考》的一篇报道中曾称,＂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在41-60小时的占1/2,超过61小时的占1/3,有85％的农民工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虽然工时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已颁布近20年,但是企业并没有限制农民工加班加点工作,农民工自愿超时劳动的现象也越加严重.而这种自愿加班的背后隐藏着很多原因,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广泛的重视,相关科研成果不多.因此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839名城市就业的外来农民工的调查研究,通过构建logit计量模型,分析了家庭压力、求职就业、工作收入、自我发展、个体特征等因素对该群体超时工作决策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效果大小.

未来收入预期与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对上海等12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城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既便在生活和工作条件很艰苦的条件下,进城农民工为何还继续留在城市?利用2005年全国12个城市的大样本调查数据,通过研究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发现,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是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很多进城农民工对未来的收入甚至生活状况都有良好的乐观预期,这对他们当前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发现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含义,因为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对于保持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对未来收入的积极预期对于在经济转型时期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进城农民工培训问题的思考

进城农民工培训问题,虽然得到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并提出自己的对策建议.本文分两大部分:一、进城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和培训难度:二、解决进城农民工培训问题的几点建议.

社会融合视阈下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述评

从社会融合视域探讨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问题,有利于改善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现状。文章首先界定社会融合概念,接着介绍社会融合的"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种取向,然后基于两种取向分析了社会融合与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之间的关系,最后从家庭教育、媒体支持及学校建设的角度给予建议。

进城农民工家庭中文化反哺的基本内容和社会成因

文化反哺即反向社会化是当前进城农民工家庭中正在发生的一场划时代革命。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达成良好的亲子关系,更深层的在于它意味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的革新。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农民工家庭中“文化反哺”现象研究的“缺席”,通过对进城农民工的个案访谈和调查研究,分析了农民工家庭中文化反哺的基本内容和社会成因。

我国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模式探讨

我国"外劳模式"的农民城市化,是一种"浅度城市化",产生了大量"准城市人口",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土地换身份模式"是各地政府为解决"浅度城市化"、"准城市人口"相关问题,实现"农民市民化"进行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但其面临交易风险、就业及社会保险风险等不确定因素,且受到"局部性"的限制。"权利与义务对等模式",基于"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的原则,使农民工作为纳税人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更加符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的"农民市民化"模式。为推动这一模式的实施,应积极推行城市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基本层面建立覆盖全体非农业劳动者,进而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改革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收益分配制度,让失地农民获得更加公平和充分的土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