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进士群体任官情况述略——以歙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徽州科第兴盛,培养了一批进士,歙县进士数量为徽州六县之首。明代歙县进士在成化后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虽然其入仕起点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仕途发展情况较好。他们任官期间秉持“治乱兴废,勤政恤民”的民本情怀“、直言进谏,持宪不阿”的政治担当、“秉公执法,惩奸锄强”的耿介作风和“调兵有方,骁勇善战”的军事品格,因此受民爱戴、名声远播,从而形成了明代徽州进士群体的为官之道。这种治政理念和行为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徽州地域文化中朱子之学和宗族组织的滋养。

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仕路探究——以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为例

海疆军籍进士是明代进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倭患加剧,海疆防御至关重要,海疆军籍进士崛起,被委以重任。在众多海疆军籍进士中,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具有笃定志向、锲而不舍,不忘本籍、认同军籍,扎根基层,百经试炼,兢兢业业、无敢懈怠等品质,取得了突出的政绩,不断获得擢升。基于家谱等资料,能够看出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福建特色,如重视科举风水、忠贞不二、以《诗》传家、突出家族组织的教育性等,这些特色对台湾地区或南洋郑氏后裔产生深远影响。

重教文化传承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基于进士与科学家、企业家空间分布考察

中国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各地的重教文化差异是人才培养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历史上的明清进士和当今科学家、企业家的空间分布考察,实证检验了重教文化传承对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影响和机制,以及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各地的科举进士密度对人均科学家数量和人均企业家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历史传承下来的重教文化对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产生了长期持续的影响,恢复高考、高考扩招等制度冲击所带来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教育机会可及性,激发了个体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和社会阶层的积极性,激活了地区的重教文化,显著影响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和地区人才培养。

论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仕宦与戏曲编创之关系

晚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又一高峰,大批具有进士身份的文人参与,是这一时期戏曲繁荣的重要因素。进士是文人集团的核心群体,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审美能力,他们涉足剧本的编创和消费活动,使晚明戏曲呈现出独特的文体风貌与时代特色。对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与仕宦这两个群体特征的统计分析,寻绎进士参与戏曲编创的原因,探析进士戏曲编创的规律和特点,可以更清晰地观照到进士曲家对晚明戏曲创作的独特贡献。

清末贵州进士石赞清殿试卷考述

石赞清是清末贵州名臣,为道光十八年(1838)科举进士,其殿试卷原件辗转海外,今完整保存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针对道光皇帝提出的风俗教化、积聚存储、指挥训练和选贤任能四项策问,石赞清在殿试策对中条分缕析,建言献策,体现其济世匡时的政治谋略。通过对石赞清科举殿试卷进行考察分析,挖掘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可以窥探清末时期的政治状况、经济政策、学术思想及教育水平,从而体现殿试卷珍贵的档案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元代唐兀进士余阙忠义观念研究

元朝是幅员空前辽阔的大一统政权,民族融合的广度与深度空前。元末战乱中,唐兀进士余阙孤军戍守安庆城,城破殉国。他的殉节行为受到元廷及其后世明清政府表彰、追封,亦得到元明清诸多士人的凭吊与赞颂。探讨余阙忠义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表现,以期呈现元明鼎革之际士人忠义观念的历史特征及社会变迁。

明代安仁进士考

据清代的《安仁县志》所载,明代安仁县共考取了四位进士,分别是邓伟奇、欧阳复、陈铨、欧阳选。经考证,其中陈铨乃永州卫人,而非安仁县人。另外三位进士学界罕有研究,现结合各地的方志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为这三人编写简要的生平年谱,以进一步了解他们三人的行事,并考察安仁进士在明代的成就与贡献。

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科第繁荣原因探析——以婺源桃溪潘氏为例

明代婺源桃溪潘氏,从成化二十年(1484)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百余年间走出11位进士,从寒门转型为望族。文章以《登科录》等科举文献为中心,采用文献梳理、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婺源桃溪潘氏为例,展现了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的科第盛况。研究表明:潘氏科第繁荣的主要原因为家族专经的传承、殷实的家族财力、良好的家族教育和注重家族声望的意识;与其他因素相比,专经因素是潘氏进士家族形成的重要条件。

八旗进士崇实在内蒙古及盛京诗歌创作谫论

清代后期,八旗进士崇实以科举入仕,历宦南北几近三十年。仕宦期间,崇实在内蒙古和盛京创作了与两地有关的多首诗歌,这些诗歌记录了其仕宦经历和当地的物候特点,不仅具有纪实性、景观性,还具有人文性,表现了崇实对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关注和思考。

进士

隋唐时期,科举考试设有诸多科目,其中进士科最为人们所重视,视为入仕正途。宋代,科举的三级考试制度正式形成,乡试中榜者称举人,会试中榜者称贡士,殿试中榜者则称进士。之后历代,进士成为古代读书人科考金字塔的塔顶部分,同时也最难考,得中进士是古代无数读书人的梦想。其中,进士又分为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分别俗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得中进士者一般都前途光明,一甲可立刻授官职,二甲、三甲则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明代殿试策与进士阶层的经史素养

明代殿试策的写作,面向朝廷大政,而以“依经傍史”为基本准则。所谓“依经”,包括策问儒家典籍所包含的义理、方法和具体知识;所谓“傍史”,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常有一条明晰的纵向叙述线索,从上古三代开始,直至本朝;二是陈述历史事实、评论历史内容构成了殿试策的两种重要论述方式;三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评议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依经傍史”的导向要求考生具有深厚的经史素养,有助于明代读书人知识结构的完善。从王肯堂读书笔记和袁黄备考策论的心得等事例可见,熟读儒家经典和重要史部典籍,深入钻研《文献通考》和《大明会典》,是明代进士必备的经史素养。

晚清名进士薛时雨行状及相关碑铭考略

薛时雨秉承尊儒崇道的民本思想,为官躬不知劳,为循吏。诗词文章有很高造诣,是晚清词作大家。掌教书院,培才若渴,诲人不倦,张謇、冯煦、刘寿曾、顾云、袁昶等众多弟子皆于寒畯中一决而为通品。晚年以退废之身募资重建醉翁亭,使千古名亭再现神州。其学高德馨,被时人尊为名进士。醉翁亭、全椒故里、南京惜阴书院旧址留存和新发现薛时雨及其弟子一批碑铭题刻。薛时雨秉承中华文明美德、出类拔萃的耿介行状,对今天创建精神文明仍然具有借鉴和示范楷模作用;所遗存宝贵的碑铭题刻,为传承和研究科举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实物。

“一门四进士”:北宋包拯长婿王向父子生平及事迹考论

颍州人王向是北宋名臣包拯的女婿,因其英年早逝,事迹罕有所闻。1973年出土的《包拯墓志铭》揭示了包拯与王向间关系的历史线索。王向之父王平,其兄王回,其弟王囧先后进士及第,在《宋史》有传,父子四人都擅长文学,与曾巩、王安石等人交游密切。特别是王向王回兄弟与苏轼苏辙和曾巩曾布在嘉祐二年同榜及第,形成了可媲美“三苏”的“一门四进士”“兄弟同登科”的儒林佳话。王平与包拯同在御史台为官,因其刚直家风与包氏家风同声相应,进而结为姻亲,王向作为包拯长婿,是包拯家族的重要成员。对王向父子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和细化包拯研究,补充和拓展阜阳历史人物研究。

重庆历代进士举人高官考

重庆历代进士、举人中,官秩二品以上的有宰相1人,六部尚书23人,翰林承旨1人,左右都御史15人,布政使、巡抚27人,两江总督、总兵、提督、都督、副将13人,民国参议院参政、国务院秘书长2人,均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庐陵进士文化对祠堂建筑空间表达的影响研究

庐陵是今江西吉安的古称,有江南望郡的美誉。庐陵代际传承的科举取仕传统,使得庐陵宗族内文官大臣辈出,名人的影响力又促进后人不断进取,这催生了庐陵的进士文化。而进士文化反之对庐陵地区的社会风俗又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也体现在建筑上,尤其是在宗族的中心建筑祠堂上,往往能看到进士文化影响的痕迹。庐陵地区的祠堂大多保存完好,可以从中探寻庐陵进士文化的踪迹。

“举进士”其实是举人--有关曹唐、石鉴等广西籍“举进士”的史料辨误

本文对有关广西籍唐代“举进士”曹唐,宋代“举进士”石鉴、徐伯祥、陈坦然、唐则的科举史料进行搜集和辨析,指出他们不是登第进士,其“举进士”的科举身份实际是“乡贡进士”,等同于明清时期的“举人”。

辽朝“进士”称谓考辨

在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前进士、殿试进士等与"进士"身份相关的称谓。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指获得礼部贡院科举考试资格而落第的士人;前进士指擢第之后释褐授官之前的进士;殿试进士指殿试合格的进士。

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

本文根据《金史》和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对金代科举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录取与授官等问题作粗浅论述。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其版式、结构及体例皆有固定的格式,通常包括五部分:"玉音"即礼部关于本科殿试的奏疏、皇帝圣旨及殿试诸执事官的职名,"恩荣次第"是殿试、传胪、张榜、上表谢恩、诣孔庙行释菜礼及国子监立石题名等一系列活动日程,"进士家状"按名次先后罗列进士本人及其家庭状况,"御制策问"即殿试策题,"进士对策"即第一甲三人进士殿试对策。

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述论

明清两代丽江市域共考取进士12人,其中,永胜县6人,古城区和玉龙县6人,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没人考中进士。总体来看,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人数较少,原因在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少数民族群居杂居,汉文化影响滞后;融入全国科举晚于全国全省,科举文化积淀浅薄;科举考试本身很难,难以晋升。永胜科举成就高于古城区和玉龙县,原因在于永胜接受汉文化影响早于两地,无论是汉文化普及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两地;洪武调卫,大批中原军士进入永胜,优化了永胜人口结构;屯垦制度推动了以农耕文化为精髓的汉文化的传播。“改土归流”以来日趋浓厚的儒学教育氛围是生成进士的重要前提。十二位明清进士为代表的科举人才是丽江儒学教育结出的硕果,彰显了边疆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