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士试诗中的谈理悟道诗

唐代进士试诗一般是指由尚书省主试的诗歌,是唐代科举的常考之体。其谈理悟道诗,表达对天地人生的感悟,是进士试诗中较有特点的思想内容之一,具有较大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

杜甫未再应进士试及其理想观照

杜甫在长安的释褐之路可简化为进士试落第,制举蹭蹬,献诗献赋,最终求得一官。杜甫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落第至天宝六载(747年)制举,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其诗“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已说明。然而,这期间约十年的时间,杜甫没有再次参加进士试。这个问题涉及到唐初进士试取士的积弊以及玄宗朝进士试入仕后的现状、杜甫入仕途径的选择及其自身的性情、交友等诸多方面。杜甫未再应进士试,客观上来说,是受到了进士试本身及玄宗朝政治环境的影响;主观上来说,杜甫的性情及伟大的政治抱负也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

唐代进士试诗的歌功颂德思想

唐代进士试诗一般是指由尚书省主试的诗歌,是唐代进士科举常考之体。唐代进士试诗通过描摹太平盛世、渲染朝廷礼乐文教之盛、歌颂皇恩浩荡等体现歌功颂德的主要思想。其思想性受到科举考试的制约,是科举考试的必然产物。

唐代进士试诗的章法结构解析

唐代进士试诗是唐代科举的常考之体,其章法结构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固定的体格、井然有序的布局、严谨细致的用韵。

论贞元进士科试经验教训及其对高考改革的启示

贞元时期科举出身者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考试录取重视真才实学,为贫寒子弟考试创造了好的机会,许多考官尽量减少请托之风的干扰,使录取做到大体上公平,因而选拔出不少人才,此期的科举考试受到后代"知人"与"得人"的评价。与此同时,科举考试中请托的弊病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但还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这一时期科举的经验教训给当前高考改革的主要启示是:高考改革坚持公平公正性应为核心诉求;在增加大学录取自主权时,如何有效减少请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辽朝“进士”称谓考辨

在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前进士、殿试进士等与"进士"身份相关的称谓。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指获得礼部贡院科举考试资格而落第的士人;前进士指擢第之后释褐授官之前的进士;殿试进士指殿试合格的进士。

从杜甫于天宝六载应试谈唐代的制举

一大家知道,杜甫早年在漫游吴越之后,曾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春在洛阳应进士试,没有登第,接着就“放荡齐赵间”,与高适、李白友从于河南、山东等地。天宝五载(746)到了长安。天宝六载(747),又参加了一次考试,但再一次失利。杜甫生平一共只参加过两次科试,都失败了,这后一次比前一次对杜甫的打击更大,印象更深刻,他在过了四五年后所写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的诗中还特地提到这一次事件。

试说“槐花黄,举子忙”

唐李《秦中岁时记》记载:“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复献新文求拔解。故曰:槐花黄,举子忙。”辛文房《唐才子传·翁承赞》则载:“唐人应试,每在八月,谚日:‘槐花黄,举士忙。翁承赞《咏槐花》云:‘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甚为当时传诵。”“槐花黄,举子忙”相关歌谣点出了槐树、槐花与唐代科举制的关系,物候是长安槐花盛开之际,诗意的染之下,也带来了关于唐代进士试究竟在几月举行的疑惑。

综论唐代科举取士与文学集团的整合对诗风的影响

唐前期科举制度的重要变革,即进士科的勃兴,对唐代及其后的古代士大夫阶级的命运乃至整个文化史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学创作。科举取士与当时的文人集团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对于唐代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悯农诗人”如何变质为“坑农宰相”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唐诗,是李绅《阀农》诗的一首。李绅因此获得了“焖农诗人”的称号。谁能想到,这位“阀农诗人”日后竞然变成一个彻底坑农、害农的酷吏宰相。唐贞元十四年,26岁的李绅赴长安应进士试,将他的《焖农》诗二首最初示人。元和元年,34岁的李绅中进士,开始步入官场,虽然也有与元镇、白居易共同倡导诗歌创作革新的“新乐府运动”,但随着官越做越大,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与从前逐步发生变化。

“官学大振”与初唐诗歌演进

元稹在《杜甫墓系铭》中较早提出律诗的概念,后世多据此认为律诗定型于沈佺期和宋之问,而未深究唐初"官学大振"在诗歌演进中的作用。实际上,官学教育主要通过科举考试,特别是以进士科试诗赋为媒介,与初唐诗歌产生联系。据考证,唐代进士科试杂文用诗赋并非始于开元年间,而早发生于垂拱二年。开元以前,进士多从国子监生徒中选拔,使得官学在经学教育之外还必须重视诗学教育。武后和中宗朝多用学士主持贡举,使科举与新体诗联系更为紧密。从这个角度来看,元稹所言"官学大振"等应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律诗并不定型于沈、宋,而由初唐诸馆学士共同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官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略论开元以前取士制度与诗赋之关系

多数学者都将"以诗取士"与唐诗繁荣关系的讨论限定在唐代进士试诗赋的范围内,文章通过梳理汉代以来的材料,试图勾画出中古以来取士制度"文学—文章—诗赋"的一个渐变过程,从而证明文学繁荣影响取士制度由来已久,反过来取士重诗赋对唐诗繁荣的作用也从齐梁以来便已显露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