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公羊家的“夷夏之辨”并不以地缘和人种差异为标准,而以文明教化为本位。《春秋》“进夷狄”,称呼夷狄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夷狄能行中国之礼,可朝聘、称王、设大夫、纪元、遣使,但还只是起步。夷狄之君楚穆王即便再贤,最高也只能称子。夷狄虽有屈完、子玉得臣之类贤大夫,《春秋》却不称氏。对夷狄贤臣季札,称名而贬。中国夷狄化没有底线,当贬则贬,当绝则绝。夷狄中国化则有限度,夷狄之进步虽可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所有条件,这并非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非夷夏之人先天禀赋就存在差异性,而是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必须有所积淀。“进夷狄”的限度恰恰是“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它对齐桓、晋文联合诸夏中国抗击外侮,对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建构中华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影响。

“天下归一”——公羊学视角下的何休“进夷狄”思想

何休是东汉时期思想家和公羊学之集大成者,"进夷狄"是其公羊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辩"和董仲舒"进夷狄"思想与何休之主张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春秋公羊传解诂》中,何休以解释"公羊义理"的方式阐发其"进夷狄"思想。何休严守"夷夏之辩",但"戎狄蛮夷"和"华夏"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血统或地理位置,而在于道德水平的高低和是否遵从"礼乐文治"制度。这就为"戎狄蛮夷"趋同"华夏"打开了通途。何休"进夷狄"思想中有各民族平等的因素,实质为"天下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