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化界对青年的培养

抗日战争时期 ,国统区进步文化界重视对青年的培养 ,使大批进步青年成为抗日文化运动的主力军 ,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总结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化界培养青年人才的经验 。

抗战初期进步文化运动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为中国人民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所论述的,仅是抗战初期,即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段时间进步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 一、抗战初期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 抗战初期的进步文化运动,郭沫若是用“蓬蓬勃勃”“轰轰烈烈”来形容的。这不仅是指进步文化运动规模大、范围广,而且是指其内容丰富、影响久远。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也揭开了抗日文化运动的序幕。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抗战进步文化运动经历了一个迅速起动、迅速形成浩浩荡荡局面的过程。

并非“鸽子恋家”这么简单

据史料记载,建国前夕萧乾从香港返回内地之前的经历是比较复杂和曲折的,他北上遇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1946年春,离开祖国已有7个年头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自称为“未带地图的旅人”的萧乾从伦敦回到上海。随后,他便陷于一种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精神状态中。他对现实极为愤懑,但对国内的局势又没有全面的认识,只想利用《大公报》这块阵地,写个专栏,揭露中国社会现实的弊病和政治统治的腐败。另外他回到上海看到特务横行,深恶痛绝,一心只想反内战,根本没有什么阶级观点,只求不打仗,国人平安过日子。同时以乌托邦的形式构造起自己的理想国,即梦想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萧乾回忆“因为长期漂泊在外。

抗战时期的韦家院坝16号

位于重庆市区的韦家院坝16号,抗战时期是爱国实业家任宗德先生的居所,也是他麾下的国防动力酒精厂的总管理处。 自从1942年以来,这里名义上是任先生经营事业的办公基地,实际上成了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秘密或半公开的活动和联络据点。周总理称之为“进步文化界的活动据点”,郭沫若称之为“战时文化之家”。 1942年春的一天,《新华日报》负责人熊瑾玎来到韦家院坝16号对任宗德夫妇说:“上午,周公(指周恩来)把我找去布置了一项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永安的进步出版活动

永安位于闽西腹部,在三十年代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由于历史的安排,这个小小山城竟一跃而成为战时东南半壁的文化中心,与西南大后方的桂林和重庆遥相呼应。据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办1988年的调查统计,从1938年到1945年这七年间,永安城先后有出版社和编译团体共计50多个,书店、印刷所各十多家,先后编印报纸12种、期刊129种、各类图书800种以上(见《永安党史资料》1988年第75期)。除少数反动书刊外,大多数都是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进步文化界的活跃和出版业的繁荣,在国统区是少见的。

有关蔡仪同志的二、三事

1942年初,重庆进步文化界为郭老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许多人在报刊上发表了纪念性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在新蜀报的副刊上发表的。作者署名“蔡南冠”,这篇约三千字左右的短文,简明扼要地论述了郭老的思想和创作道路,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经文委会的同志告诉我,这位“蔡南冠”便是在文委会第二组工作的蔡仪同志。

沙博理的中国情

二战期间,作为一名美国士兵的少博理爱上了中国的方块字,进而对中国的一切着迷。1947年,他来到中国,从此再没有离开过。他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爱上了中国文化,最后加入了中国国籍。《沙博理的中国情》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的独特经历。

永安大狱

正当中国人民即将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之际,1945年7月.在福建的战时省会永安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国民党顽固派摧残进步文化力量的大逮捕事件。先后被逮捕者29人,被拘留者1人,遭软禁者1人:其中,中共党员、著名新闻工作者羊枣(杨潮)被虐死狱中。此案史称“永安大狱”’。又称“羊枣事件”。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东南沿海也日益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