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养护管理举措及其对中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影响

随着公海渔业全面监管时代的到来,新近成立的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PFC)将未受其他区域渔业组织管制的鱿鱼等非高度游鱼类种群也纳入其管辖范围,并出台了一系列管理规定和举措,如《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西北太平洋和东北太平洋区域临时措施。NPFC管辖海域是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重要作业渔场。针对NPFC不断加强公海鱿鱼管理的挑战,作为其成员方的我国应根据NPFC相关要求,对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多年积累的弊病深入改革,实现鱿钓产业结构革新,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以便更好地履约。并针对NPFC未来管理新举措未雨绸缪,最大程度地维护和争取我国北太鱿钓渔业的应有权益。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关建议

我国远洋渔业起步于1989年,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现已成为世界远洋鱿钓渔业的主要生产国、市场国和消费国,远洋鱿钓渔业整体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产业进入到转型升级、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阶段。然而,目前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存在着产业模式单一、自然资源渔场年间变化显著、综合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为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时代背景下促进公海鱿鱼资源的科学养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实现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作者结合我国和世界远洋渔业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提出了4个方面的建议和对策:(1)积极开发有潜力的新资源和新渔场;开展国际合作,建立起全球公海鱿鱼资源渔场监测体系,提升对公海鱿鱼资源的认知能力。(2)围绕找鱼、捕鱼、保鲜、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开发新技术和新装备,提升对公海鱿鱼资源的开发能力。(3)在公海实行自主休渔,实行精细化的VMS监控,派遣国际观察员,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增强我国参与公海鱿钓渔业的国际治理能力。(4)实行鱿鱼原产地管理制度,编制与发布全球鱿鱼产业白皮书和中国远洋鱿鱼指数,推动成立国际公海鱿鱼民间组织,增强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社会效益最大的远洋渔业项目。然而,由于近几年渔业资源、产品市场、生产成本等环境要素的变化,加上产业的粗放型产能扩张,使得在狭窄市场下的低层次竞争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趋显现,出现了市场波动无常、赢利空间萎缩、产业经营风险上升等发展制约问题。本文在分析产业现状和发展制约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方向与对策建议,以期用有效的管控机制,规范企业行为,以科学的战略规划,促使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贸易结构视角分析中国远洋鱿钓渔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在世界远洋渔业中的作用愈发重要,而远洋鱿钓渔业是中国远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中国远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以中国远洋鱿钓渔业为例,利用2000—2020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数据,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和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分析我国远洋鱿钓渔业产品的贸易结构和相关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年来,美国、日本、韩国是中国鱿鱼类产品主要进出口国家,中国对美日韩三国的冷冻类鱿鱼产品贸易处在顺差状态。根据模型测算结果,将中国远洋鱿钓渔业的贸易划分为2000—2008年、2009—2018年、2019—2020年3个阶段。总体来看,我国远洋鱿钓渔业产品的出口市场稳定,能适应国际市场产品结构调整与变动,但也存在进口市场不均衡,外部市场需求依赖性强并呈现下降趋势,产品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为此,从优化市场结构、建立信息平台、盘活资源禀赋3个方面提出改善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发展的建议,以提高中国远洋渔业的国际竞争力。

基于DEMATEL-ISM-MICMAC法中国远洋鱿钓渔业脆弱性指标选择与分析

结合脆弱性理论,从气候与环境、物种、社会经济等3方面建立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并运用DEMATEL-ISM-MICMAC(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解释结构模型-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对指标之间关系及指标体系的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远洋鱿钓渔业脆弱性指标之间相互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渔业资源、捕捞强度、科技投入和政策与管理;所有指标根据作用可分为关联因素、调整因子、驱动因素、依赖因素和自主因素等5类,较关键的是前3类因素;除渔业资源外,脆弱性指标体系可分为本质致因L4、深层致因L3、过渡致因L2和近邻致因L1等4个层级,长期监控L3和L4层指标,重视L2和L3层的指标,有针对性地调整L1层指标,是保持我国远洋鱿钓渔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该研究不仅能识别影响我国远洋鱿钓渔业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同时可为远洋鱿钓渔业的科学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并为脆弱性实证评估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