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数据网络远程勘验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网络远程勘验是对跨地区远程计算机系统中与案件有关的电子数据进行检查的一种取证方式。但现行法律对于网络远程勘验的定位不清,相关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授权性规则多于限权性规则。对此,应将网络远程勘验作为侦查体系中搜查的一种形式,明确其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性质,完善其程序规制。

比例原则视角下网络远程勘验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进一步促进不同部门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关注,亟须实现部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机衔接。网络远程勘验具有数据的海量性、内容的难以直接感知性、时空的脱域性以及收集的秘密性等特性,直接决定数据提取范围的确定、信息黑箱的开示和侦查人员自由裁量权的限缩,成为个人信息保护过程中需要突破的难题。网络远程勘验的基本性质需要依据“行为—内容”为核心的实质性判断原则予以确定。在网络社会中,比例原则的适用面临公共安全利益的相对模糊性、网络社会利益的无形性、网络社会损益的集体性等困境的冲击,但也为比例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契机,应当结合目的实质关联性审查、数据范围的比例最小化、利益衡量的层次化予以回应。网络远程勘验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需要构建网络远程勘验的适当性规则、必要性规则和均衡性规则,形成三规则彼此递进、层级完备的审查体系。

网络远程勘验的法律定位与规制

网络远程勘验是信息化时代催生的新型电子数据取证手段。网络远程勘验已经在内涵、性质和功能上突破了传统勘验制度的规定,在实践中呈现出强制性侦查措施属性。但相关立法对网络远程勘验的规定粗疏,存在与网络在线提取之间的顺位矛盾,且未对其落实审批程序、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救济程序,导致侦查机关在实践中易产生侵权情形。因此有必要贯彻网络远程勘验审批程序、理清与网络在线提取之间的顺位问题、落实检察机关的监督机制、拓宽被勘验人员的救济途径等,促进网络远程勘验规则体系的有序构建。

网络远程勘验程序规则探究

目前,网络远程勘验的实际功能不断突破“勘验”的性质,与远程搜查和网络技术侦查存在混用及交叉。应当让网络远程勘验回归“勘验”的本质属性,厘清其与网络在线提取、远程搜查和网络技术侦查之间的界限,并以此为基础考察网络远程勘验实践运行状况,对网络远程勘验进行程序规制。

资讯科技基本权的创设及对德国线上搜索措施立法的影响——兼论我国网络远程勘验措施的立法完善

2008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判决创设了一项新的基本权利——资讯科技基本权。资讯科技基本权的创设明确了线上搜索措施具有干预基本权利的性质,为该措施的法律强化控制提供了宪法依据,并对德国警察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对网络远程勘验措施进行立法完善。具体建议包括:明确网络远程勘验措施具有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性质,未来宪法修改时,将个人信息权益或隐私权明确为基本权利,为加强对网络远程勘验措施的法律规制提供宪法依据;增加客观的启动证明标准规定和最后手段原则规定;贯彻加重审批原则,对高强度的电话监听、网络远程勘验,应由设区的市一级公安局局长审批;严格规定数据销毁义务;增加违法使用网络远程勘验收集证据的程序性制裁规定。

网络远程勘验的法律定位、实现路径和程序规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刑事侦查中的犯罪现场勘查对象从工业社会的实物类证据向信息社会的数据类证据转变,为了进一步获取远程网络数据,犯罪现场勘查正在向着网络远程勘验迈进。网络远程勘验在我国电子数据取证体系中属于一种线上取证方式,在法律定位上存在勘验论、搜查论等不同定位的争论,在法律属性上存在强制侦查和任意侦查法律属性的争议。实践中,公安机关通过终端勘验、网络流勘验、窝点勘验和远程勘验实现了“四勘一体”的非接触式网络犯罪侦查路径。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构建网络远程勘验体系,适用现场勘验规则和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双重规则加以规范,对网络技术侦查限制严格的启动程序,并在勘验论视角下实现电子数据分级取证,从而实现对网络远程勘验侦查行为的程序规制。

电子数据网络远程勘验的规则探究

随着网络犯罪呈现出愈发蔓延之趋势,电子数据取证规范问题也随之涌现。通过分析网络远程勘验规范,结合侦查实践,对现有的网络远程勘验规则存在的问题予以揭露,以期能够构建完整的网络远程规则体系。具体而言,从语义逻辑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网络远程勘验规则存在语义模糊、脱离实践问题,通过重构定义、完善审批制度以及明确用语含义、规范逻辑体系等方式有效地解决现存问题,为网络远程勘验规则进一步完善奠定基础。

远程勘验取证技术研究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犯罪分子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各种犯罪活动,传统的犯罪也在计算机网络技术辅助下变得更加隐蔽。不同于传统计算机取证可通过扣押、无损镜像等方式对数据进行提取,直接获取服务器较为困难。因此,针对远程勘验取证技术的研究势在必行。该研究介绍了利用远程勘验对服务器进行取证分析的方法与步骤,为取证人员提供技术参考。

电子数据网络远程勘验规则反思与重构

由于网络空间所具有的远程性和互联性,网络远程勘验成为开放式网络环境中电子数据收集的重要途径。网络远程勘验改变了刑事诉讼中亲历式、直接物理接触式的传统侦查取证模式,对现有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侦查取证规则带来了较大冲击和挑战。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对网络远程勘验的法律性质定位不清,不同司法解释间对网络远程勘验的法律定位和制度设计甚至相互矛盾。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电子数据收集中存在"借远程勘验之名,行刑事搜查之实"的现象;也有部分侦查机关以网络在线提取来替代网络远程勘验,以在线提取笔录来替代远程勘验笔录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境内远程勘验与境外远程勘验的差别化待遇,导致电子数据收集中权利保障不平等和制度运行失灵。因此,有必要结合电子数据具体类型来厘清网络远程勘验的法律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科学的网络远程勘验规则体系。

论远程勘验:基于侦查措施体系性检视的分析

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快速扩张促使侦查机关创新相关侦查取证措施,但同时也与传统侦查措施体系产生了张力。远程勘验作为传统勘验措施从物理场域转向虚拟场域的变形措施,一方面在形式上延续了传统勘验的概念表述,另一方面则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不断突破刑事诉讼法对勘验的性质和功能定位。在此背景下,传统侦查措施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被打破,集中体现为远程勘验措施呈现出“名”“实”分离的状态,以及远程勘验与提取、技术侦查等相关措施的关系紊乱。对此,在进一步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理顺新旧措施之间的结构,从基本权利保障的角度使远程勘验回归勘验的性质与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协调远程勘验与相关措施的衔接过渡,并在尊重他国主权的前提下探索远程勘验跨境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浅谈网络远程勘验流程及其在案件侦办中的重要性

网络远程勘验在当前的案件侦查工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可以为案件侦破提供重要线索和方向,为后期刑事诉讼提供重要的电子数据证据。

一种远程提取支付宝交易记录的方法

本文介绍了支付宝交易数据存储机制及电子数据取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支付宝交易密码的重置方式,给出了一种利用"验证短信+验证身份证件"方式重置支付宝交易密码后获取犯罪嫌疑人交易记录的方法。此方法目前可以解决智能手机因密码无法破解导致支付宝应用交易记录无法提取的问题。使用此方法,一起杀人案件中手机支付宝的交易记录得以远程提取并检验。本文可为公安机关后续开展各类手机应用中的电子数据远程勘验操作提供参考。

新型网络犯罪案件中远程服务器取证技术研究

目前新型网络犯罪形势严峻,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危害了社会公共秩序。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网络犯罪涉案数据存储在云端服务器,证据收集与提取的复杂度和难度逐渐增加,成为打击治理新型网络犯罪的难题之一。本文简单介绍服务器网站组成结构及架构类型,概述远程服务器的网站固定取证方式,分析在调证取证方式下对调证镜像进行网站重构提取网站数据的方法,为侦破案件提供技术支撑。

电子数据取证的正当程序规制——《公安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评析

2019年公安部颁行的《公安电子数据取证规则》总体承袭了2016年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取证程序的原则及要求,并在效率提高、证据固定、权利保障及回应国际批评上有部分进步,但其仍有不少严重问题亟需解决。坚持原始存储介质一并提取为主会给侦查侵权创造便利,且缺乏针对性、前瞻性;对在线提取、远程勘验、网络技术侦查的整体设计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甚至与《宪法》第40条相冲突,三者逐步缩限式界定看似科学,实则会给前两者留下扩展空间,也会给侦查及司法人员规避《刑事诉讼法》对搜查、扣押的控制留出余地;在线提取对象有所限制,但境外境内有别,缺乏惩戒;对远程勘验的授权多于限权;对电子数据调取的规制依然不力。我国的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亟需回到《刑事诉讼法》对搜查、扣押的规制框架下,将在线提取、远程勘验、网络技术侦查均明确归类为强制性侦查行为,并在实体规则上明确启动的条件和证据要求,在程序规则上要求需有类似搜查、扣押、普通技术侦查的授权文书,并对电子数据调取进行严格限制,以维护公民、企业在网络时代的各项基本权利。

网络犯罪案件中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作为新时代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其案件自身具有的隐蔽性、便利性和多发性等特征给侦查机关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带来了挑战。目前,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基于取证便利性和取证完整性的考虑确立了“载体扣押”的取证原则,仅在不宜扣押的情况下才会采取在线提取、远程勘验和技术侦查等手段。这些取证手段的采取不可避免地会对财产权、通信自由乃至隐私权造成侵害。对此,需要做到保障权利和打击犯罪的有效平衡:在取证过程中坚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例原则和专业性原则;在监督中取证,形成检察机关监督为主、第三方监督为辅,集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监管于一体的取证程序;做到少扣慎押,加强数据保管,通过正当程序保障基本人权。

刑事初查电子数据取证措施适性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规定了初查中可以采用电子数据取证措施,但该规定未区分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基于我国刑事初查程序禁止采取强制性取证措施的基本法律原则的要求,需要明确各种电子数据取证措施是否可以在初查中使用,即需要讨论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适性问题。讨论了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调取电子数据和电子数据冻结等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刑事初查适性问题,认为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调取电子数据的部分行为具有强制性,因此其在初查中应当有限制地使用;冻结电子数据属于强制性取证措施,不应在初查中适用。

我国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反思和重构——评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2019年公安部发布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细化了电子取证的相关程序,但仍存在数据提取与侦查的关系不清晰、原始存储介质与电子数据的鉴真相混、网络远程勘验侵犯个人隐私权、审查机制倚重笔录类证据、跨境取证受阻等问题。对此,应加强电子数据取证与刑事诉讼侦查规定的衔接、划分三个层面的鉴真体系、明确远程勘验的性质、探索直接言词原则、加强国际间电子数据取证交流与合作,从而完善电子数据的鉴真规则。

全球治理观下跨境数据取证:模式反思和路径探索

跨境数据取证因为各国管辖主张不同,难以有效开展:域外的"数据存储地"模式和"数据控制者"模式,实际运行效果不佳;国内的司法合作模式和单边取证模式,难以满足执法需求。犯罪治理的传统思路亟需转型。应从全球治理观和习近平涉外法治思想中汲取理论资源,将其作为指导跨境数据取证的基本遵循,实现进路突破。立足跨境数据取证的理论解析和数据主权原则的辩证思考,通过扩大远程勘验的适用,探索新的取证路径。

论远程搜查措施在侦查程序规范中的定位

对现行侦查程序的规范分析表明,电子数据的远程收集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远程勘验和远程技术侦查这两种类型的侦查措施。由于不存在关于远程搜查的程序规范,这导致实践中相关侦查措施的运用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境。远程搜查从法理上应当区别于远程勘验,其在现有的侦查程序规范框架下又与远程技术侦查存在着交织。在侦查程序规范中应对远程搜查措施进行准确定位从而避免错误适用远程勘验程序,一方面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经同意的远程搜查程序,另一方面应将非经同意的远程搜查明确纳入到规范力度更强的技术侦查程序当中。

新型犯罪侦查中数据库服务器远程取证方法的研究

随着公安机关对新型犯罪持续重点打击,犯罪嫌疑人纷纷在境外租用服务器搭建非法网站。受制于境外执法权的限制,此类新型犯罪案件的侦查中,调取或扣押服务器后再进行勘验往往不可行。针对犯罪嫌疑人租用的境外服务器,尤其是数据库服务器,采用远程勘验取证,经实际办案证实,是一种可行的办法。远程勘验包括破案前的远程勘验、破案后的数据库备份与恢复和数据检查等环节,而取证系统的设计,则贯穿在新型犯罪案件侦查的全过程中。当然,对数据库服务器进行远程勘验,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