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布违法信息——以公安行政管理为例

公布违法信息是指行政主体将不遵守行政法律的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公开,依靠社会的非难来间接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现代公安行政管理任务多样性与执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凸显,信息资源优势确保行政任务履行的实效性,理性看待公布违法信息行为中之权利冲突,这些可为发生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提供正当性理由。但公安行政管理领域内涉及公布违法信息的法律规范较为简陋,公安部门的相关实践显得较为混乱无序,故需将发生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纳入实体、程序与救济等法律规范之内。

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界定

行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行政管理部门为履行管理职责会实施一系列、前后衔接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虽然以行政法律行为为主,但也包含了诸如行政指导、信息公开等行政事实行为。从行政实施和行政目的达成的角度看,违法信息行政公告日渐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理应成为行政法学关注的重点。对其概念和行为性质、行为类型的分析,有助于对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全面把握,也有助于真正实现其法治化,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机关的违法信息披露

作为政府规制的一种手段,违法信息披露正被广泛地运用到行政执法中。从学理上分析,基于目的考量,违法信息披露可能仅仅是一种事实行为,也可能是一种行政处罚,还可能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在信息社会,行政机关基于管理职能,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而披露违法信息不但合法,而且正当。但披露行为应该受到比例原则的约束,避免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侵害。

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程序设计

作为典型的行政事实行为,违法信息行政公告虽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但其借助声誉机制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信息(包括个人信息)进行处置,会产生特定的社会效果,也会对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影响。故而,对行政管理部门公告违法信息的行为进行程序规制尤为重要。不同类型的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对利害关系人权益影响的大小和程度不同,在进行具体制度设计的时候应该综合考量所设计的理论模型是否可以容纳复杂的变量,是否足以应对实践中的各种问题。

论公布违法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为例

公布违法信息是指行政主体将不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当事人之违法行为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公布,依靠社会的非难来间接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现代工商行政管理任务多样性与执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凸显、信息资源优势确保行政任务履行的实效性、理性对待公布违法信息行为中的权利冲突可为发生在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提供正当性理由。但工商行政管理领域内涉公布违法信息的法律规范较为简陋,而工商行政管理实践似乎显得较为混乱无序,故需将发生在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纳入法律规制之中。

网络违法信息的传播及其治理

该文在分析网络违法信息传播的主要类型及其传播途径的基础上,从宏观管理和违法信息传播途径控制等方面提出了对网络违法信息进行治理的对策。

违法信息行政公告与法律保留

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实施会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实际影响,应适用法律保留理论的"重要事项说"。同时,由于违法信息行政公告作为给付行政旨在保护公众各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保障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其作为规制行政进行干预并不会剥夺公民生命或限制人身自由,仅仅是对隐私权、名誉权(商业信誉)、交易机会(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属于潜在的财产权)等造成克减,依据"层级化保留体系",并不适用"宪法"保留,也不适用绝对(严格)法律保留,而应适用"相对法律保留",即由法律或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法规或规章加以规定。

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在我国的历史演变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和完善,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普遍缺乏历史研究的视角。认真研究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相应制度,从源头把握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起源和演变,有利于我们对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形成全面认识。

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服务功能与宪法价值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基于行政管理职能所作的违法信息公告虽然具有一定的规制功能,却更加具有相应的服务功能和特定的宪法价值,这便是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实施的正当性基础。总体而言,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在利用信息的传播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实现行政规制,体现了对基本权利的尊重保障,对公平正义的妥善维护和对人民主权的积极回应。

违法信息过滤与监管现状分析及策略研究——甘南州教育城域网应用案例

经过对甘南州教育城域网违法信息过滤与监管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甘南州校园网有效构建网络信息过滤的策略。

违法信息披露:一种全新的行政实效性确保手段

市场经济中信息本身是不对称的,在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政府规制成为长期以来的研究重心。传统做法是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及破坏安全、环境的行为进行经济性规制或社会性规制,但随着实践中行政不法现象越来越复杂,传统做法的高成本缺陷逐渐暴露。在此夹缝及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中,违法信息披露作为一种全新的规制手段找到了一席之地,并被广泛运用于道路交通、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传统规制手段无法企及的优势。但目前对该手段的认识与应用呈现出杂乱无章的局面,尤其是有关违法信息披露的性质问题,既有事实行为说,又存在各种不同形态的法律行为说,这些观点并未从该规制手段的内部法律关系角度进行认定,导致了认识的片面化。关于违法信息披露的粗线条、点状式规定与研究路径很可能为行政主体权力滥用提供新的契机。为高效挖掘此规制手段之作用,有必要从大处着眼,改分散性研究为整体框架式研究,从性质、合法性、正当性、具体应用与法律限制的角度规范性地把握此问题,使其在现有行政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以更好地与行政法框架下其他理论和制度相衔接,真正为行政规制目标之实现而发挥强力。

论隐私权在治安管理领域的诉求——以违法信息的公开为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条确立了保护隐私的原则,在治安管理中公安机关应当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扰。但是实践中,少数公安机关仍然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公开曝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正是治安管理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公安机关在违法信息的公开中,应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平衡为途径,通过建立和完善违法信息公开听证制度与违法信息查询的期限制度来对违法信息的使用及保护加以规制。

公安部:全国集中清理网上制贩假证违法信息专项行动

为全面清理整治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制贩假证违法信息,严厉打击制贩假证违法犯罪活动,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决定自2010年12月13日起至2011年1月底,在全国统一组织开展集中清理整治网上制贩假证违法信息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以拍卖网站、电子商务网站、供求信息发布网站以及提供论坛、博客服务的网站和搜索引擎为重点,全面清理制贩假证照、假文凭、假公文等违法信息。

论违法信息公开的实务困境与完善

违法信息公开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除了为公众提供公共安全信息的同时,行政机关也利用其所具有的"示众"要素迫使相对人改变行为模式,履行义务。然而行政机关在违法信息公开的运用上存在一定的裁量空间,使得在实务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鉴于此,文章从违法信息公开的内容、对象及方式重新厘定裁量空间,认为应该在程序上设置事先告知及期限程序并且应该从其特殊性出发完善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论违法犯罪信息管理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调配功能与优化

目前,公民违法犯罪信息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间如何衔接,对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信用主体如何适用失信惩戒等方面尚没有统一定论。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也有耦合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将违法犯罪信息直接并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在对公民进行社会信用评价时,应当如何划归违法犯罪信息,是细化区分违法犯罪类型和犯罪目的,还是按社会危害性选择性地将违法犯罪信息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亦或是附条件不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是应当细究的问题。我们要创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理念,细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建设,力求在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之间达到相对平衡。

公布行政违法信息作为声誉罚:逻辑证成与制度构设

在公布行政违法信息的法律属性诸说中,是否将其确认为声誉罚实施形式最具争议性。现实中存在将行政违法信息公布全然视为常态性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及非常态性公共警告行为的两种倾向。然有部分公布行政违法信息行为不仅吻合声誉罚之实质判断标准,且呈现出与常态性政府信息公开及非常态性公共警告间截然不同的制度逻辑,印证了公布行政违法信息作为一项处罚措施存在的独立价值。公布行政违法信息作为声誉罚须遵循一定的适用规则以确保处罚效果,为赋予此种处罚形式更大作用空间,可考虑修订《行政处罚法》,适当放宽对处罚设定权的限制。

论我国行政机关公开个人违法信息的问题与完善路径

行政机关曝光个人违法信息是近年兴起的一项社会管理创新方式。个人违法信息是集“个人”和“行政权力”识别性于一体的特殊个人信息,所获保护低于其他个人信息。行政机关对个人违法信息在原则上享有包括公开在内的处理权力,当面对特殊权利主体、特殊信息时,经特殊处理采取了"去识别性”的恰当保护措施后,依然有权公开。因此,应当通过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的人大立法来提供坚实的形式合法性根基,通过积极培育和大力鼓励信息业者实行行业自律管理、引导和促进社会公众理性参与,来激发行业与社会主动承担更大的个人信息保护责任,不断完善我国个人违法信息公开制度。

论违法信息披露

捅要:作为政府规制的一种手段,违法信息披露正被广泛地运用到行政执法中。从学理上分析,基于目的考量,违法信息披露可能仅仅是一种事实行为,也可能是一种行政处罚,还可能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在信息社会,行政机关基于管理职能,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而披露违法信息不但合法,而且正当。但披露行为应该受到比例原则的约束,避免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侵害。

“深度伪造”违法信息算法传播入罪的困境与破解

"深度伪造"违法信息的法律风险在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深度学习和信息伪造双层次技术结合导致违法信息的算法传播。基于282份网络违法信息传播的裁判文书反映的结果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已普遍将传播数量作为入罪标准。随着算法推荐、算法歧视、网络爬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度伪造"违法信息算法传播入罪存在诸多司法适用困境。具体而言:单纯"深度伪造"违法信息传播数量并不具有刑法法益侵害性;"深度伪造"传播数量易达至入罪标准,降低入罪门槛;现有技术无法剔除异常传播的数量,计量认定过于宽泛化。为解决"深度伪造"违法信息事实认定方面的司法困扰,本文在规范体系下提出算法传播入罪风险的破解路径。主要包括:"深度伪造"违法信息算法传播行为应具有刑法法益侵害的现实性;"深度伪造"违法信息算法传播数量关联结果与现实危害后果应具有等价性;"深度伪造"违法信息算法传播计量事实的认定应符合相对确凿性,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功能定位与模式选择

违法犯罪信息公开对于推动司法公开,实现违法犯罪预防、违法犯罪风险评估等具有积极意义。违法犯罪信息兼具公共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属性,使得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违法犯罪信息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对违法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制度性障碍。因此,有必要科学界定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明确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程序、途径、期限等,以平衡公共利益与违法犯罪人权益保护,实现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