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持转售价格垄断违法判定的模式——以“合理原则”在美国的适用为观察对象

对维持转售价格垄断违法判定模式,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有着不同看法,此种分歧亦存在于学界,学者围绕着是否采纳“合理原则”各持己见。这涉及对国外做法的借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丽晶案中确立了合理原则,但由于各界对维持转售价格认识的不统一及适用缺乏指引的原因,导致合理原则适用不彰。考虑到合理原则理论基础的正确性、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执法能力,现阶段我国不适宜将合理原则作为维持转售价格的垄断违法判定模式。修订后的《反垄断法》并未改变维持转售价格的违法判定模式,是对“原则禁止+例外豁免”分析模式的修正。

从“本身违法”到“合理推定”——美国反垄断违法判定原则的演进

随着经济环境、市场态势、反垄断价值目标的变化和主流经济思潮的更替,美国反垄断违法判定原则经历了从"本身违法"到"合理推定"的演进。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反垄断法适用有所宽松,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有所减小,合理推定原则适用增多,并且在反垄断政策的实施中,法院开始不再明确区分这两大原则,而是同时考虑这两个原则,逐步实现了由二元判定模式向一元序列判定模式的转变。美国反垄断违法判定原则的演进历程对中国反垄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反垄断:无序并购的违法判定与规制路径

在数字平台市场,大型平台企业对初创企业的大量并购已掀起全球性浪潮。传统评估标准在新业态下陷入效果失灵、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平台垄断缺乏监管,以致造成大型平台企业在并购初创企业的实际操作中长期逃脱反垄断审查,经常出现"扼杀性"的情况。因此,我国应从行为、目的和效果三个方面对大型平台企业并购初创企业或新兴平台的行为进行违法性判定,并做出符合实际的规制路径:首先,要通过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标准加强事前审查;其次,要通过完善反垄断执法方式优化事后评估;最后,还要通过倒置举证责任分配加强事中执法。

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垄断违法判定——以经济标准为中心

由于规范的模糊性与传统类型化方法的弊端,我国执法机关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垄断违法判定的过程中,就是否分析“竞争效果”的态度不一。“竞争效果”分析的经济标准分为效果衡平类与特定意图类,不考虑执法错误成本,整体福利标准是理想的判定标准。实践中,应考虑执法错误成本及不同类型执法错误出现的概率对经济标准的影响。为更好地规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未来我国应在立法上统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垄断违法判定标准,执法机关可通过选择恰当的经济标准确定调查与搜寻相关证据的方向,同时需分析经营者所处的市场结构及涉嫌滥用行为是否促进竞争,以展开对涉嫌滥用行为的违法判定。

转型期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中违法判定原则的选择--从本身违法原则到合理原则

反垄断的核心问题是违法判定原则的正确确立,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是反垄断违法判定的基本原则。转型期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中违法判定原则的选择应保持适当动态性:转型前期,由于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危害程度的严重性,反行政性垄断应选择以本身违法原则为主、合理原则为辅的违法判定原则;转型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和反垄断司法体系的成熟,行政性垄断现象将大幅度减少,并且表现形式和实施手段将更加隐蔽,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的界限更加模糊,反行政性垄断应选择以合理原则为主、本身违法原则为辅的违法确认原则,并逐步实现由二元判定模式向一元序列判定模式的转变。

互联网数据、算法驱动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数据、算法驱动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滥用本身具有价值中立属性的数据、算法技术手段,实施违反法律与商业道德、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该类行为以“互联网专条”的形式予以特别规制,但在数字经济纵深发展形势下,互联网领域商业模式迭代和发展不断加速,为法律规制带来了巨大挑战。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存在着违法性判定标准的模糊偏颇、行为类型化的界分缺乏等本质性问题。本文分别针对上述两大问题提出了完善现行立法的建议;同时创新性地将域外“守门人”制度引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框架内,以期健全相关制度体系,探索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新路径。

数字化重庆城乡规划执法监察探索与建设

城乡规划执法监察对于查处城乡违法建设、保障规划顺利实施和维护规划严肃性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重庆市城乡规划监察执法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化重庆城乡规划执法监察的概念，探索出现场取证——跟踪管理——违法研判——监察人员管理——综合评价这一创新监察执法工作流程。文章最后，结合重庆城市的实际建设项目给出数字化重庆城乡规划执法监察的应用实例。

试论环境标准的法律意义

环境标准是环境法上一项重要而又特殊的制度,随着对环境标准认识的日渐深入,研究环境法实施过程中环境标准的法律意义尤为必要。环境标准的法律意义依其作用的领域主要可划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环境行政管理尤其环境执法的重要手段和依据的特殊意义,二是作为环境行为违法性的判定标准之一在司法中所起的作用。目前的分析研究偏重于环境标准与环境法律责任关系问题,过分夸大了其在司法领域的作用;事实上,环境标准法律意义的重心还在于它是环境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和环境执法的重要依据,环境标准还不足以成为司法判断行为违法性的唯一依据。重视和充分发挥环境标准在环境行政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