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违法性理论及其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意义

实质违法性判断是大陆法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实质违法性理论的研究有很重要的立法与司法功能。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说所揭示的就是刑事违法的实质 ,但由于将其置于犯罪本质的地位 ,造成诸多弊端 ,如果借鉴实质违法性理论将其作为刑事违法的实质层面 ,并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 。

侵害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问题的实质——以日本违法性理论为视角重构知识产权救济体系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领域中,一直存在着对于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民事责任,究竟应当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的争论。从传统大陆法系民法理论来看,存在这种争论是很困惑的一个现象。这一问题实质上是由于我国民事权利救济体系的混乱造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于传统民法理论的权利救济体系存在着缺陷,而我国民法上的权利救济体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二者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我国目前的混乱局面。解决这种混乱局面的方向,在于建立我国民法权利救济体系的基本责任原理,并完成该救济体系的体系化工作。这一问题属于我国民法所特有的现象,不可照搬外国民法理论。日本面临着与我国近似的问题,日本民法所提出的"违法性理论",可以为我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并以该视角为出发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构想。

可罚违法性理论的借鉴——以天津大妈摆摊打气球案为例

我国立法者与司法者的任务之一是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限尽量划分清楚.由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导致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国二元立法体例中因有二级处罚.国外一元立法体例中,可罚违法性理论的讨论也于此相关.未设置行政处罚,达不到一定的违法程度就不处罚.本文通过借鉴可罚违法性理论,理性看待可罚违法性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涉枪案件的认定进行处罚上的二元分流.

违法的统一性、相对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德日国家刑法中的重要理论。近年来，“可罚的违法性”这一概念虽被消解在实质的违法性中，但是这一理论却在实质的违法性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违法的统一性、相对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探讨这种内在关联，对于我国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务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刑法中违法性本质理论的演进及科学诠释

刑法中违法性本质理论主要包括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形式违法性论与实质违法性论,行为无价值论、结果无价值论与危险无价值论和违法二元论等,均未妥当解释刑法中违法性本质的合理内核。其科学内涵应为"新结果无价值论",即刑法中违法性的本质在于客观的法益侵害及其危险和主观的行为样态与刑法规范违反。该理论试图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刑法中违法性的本质理论。

关于二次性违法理论的思考——以“用本人身份证冒领他人巨额存款”案件为例

被告人王某利用本人的身份证从银行提取了他人借用本人身份证所存入的巨额钱款。但这一行为没有必要直接适用刑法加以规制,我们可以通过引入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利用民法的不当得利原理对该行为进行调整。因为案件被告人王某获利的行为是基于他人的瑕疵行为而发生的,并没有超出民法的评价范畴,应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论刑法中违法性之判断理论的具体应用

我国刑法中关于保险诈骗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逃离部队罪的有关规定与保险法、商标法和兵役法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而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违法性的判断在这些罪名中的具体运用,恰好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刑事违法性功能论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具有限制刑罚权发动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有利于罪刑法定和刑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我国刑事违法性依附于社会危害性而存在 ,不具有实体内容和独立品格。刑事违法性评价由于没有和社会危害性评价形成层次鲜明的递进式结构 ,造成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功能缺失。丰富我国的刑事违法性概念 ,构建双层次刑事违法性评价机制 。

犯罪的二次陛违法理论再探究

在一定范围内,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对于界定犯罪和解释相关刑事责任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但其在概念解释方面不够严谨,而且在某些方面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务相脱离,同时在思维模式方面也存在难以突破的障碍。因此,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理论,并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谨慎适用。

刑法介入刑民交叉案件的条件——以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为切入点

刑民交叉案件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棘手案件,除了案件事实本身的疑难复杂、前置性立法不足及执法不力外,刑法学理论的误导也难辞其咎。风险刑法观倡导预防的早期化、外围化、直接化和全面性,刑法反制理论、以刑制罪思想,冲击着由罪生刑的罪刑关系以及刑法保障法、制裁法和事后法的地位。其实,刑民交叉案件往往是由民事的侵权或违约、行政违法亦或经济领域的不法行为演变而来,因此,需要从"二次性违法"理论切入确认违法性质和违法程度。只有当行为具有了刑事违法性才可能构成犯罪,而刑法介入的必要条件只能是前置法管控失灵。

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下金融犯罪的风险与应对策略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根本动力和必由之路。自由贸易港金融制度的创新在带来显著改革成效的同时,也可能伴随着系列潜在的金融犯罪风险。准确预判、研判自由贸易港可能出现的金融犯罪风险隐患,并建立行之有效的防控体系,对于确保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介入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中的金融犯罪风险,应保持理性,既要对金融“伪创新”加以严厉惩治,又要对金融“真创新”行为,秉承刑法的谦抑性理念,以“利益”法益观为根本,恪守二次性违法理论,坚守金融刑法“最后一道防线”地位。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下金融犯罪风险,应从金融监管、行刑衔接、合规改革以及司法理念等多方面加以应对和防范。

一起夫妻争吵引起自杀案的刑法思考和伦理思考

本文通过引入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 ,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关系的一方自杀 ,他方在法律上并不负有防止和解救的特定义务 ,我们对这种行为的道德谴责不能上升到刑法的层面施以处罚加以解决 ;在现代婚姻法律关系上 ,夫妻应当是“同林鸟” ,夫妻双方都应该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生命永远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 ,因此首先要由自己来珍惜。如果自杀者是女性的话 ,连这一点还不明白 ,那就永远谈不上妇女的解放。

反思与探究:“孙大午案”的剖析及司法理念的重塑

"孙大午案"折射出司法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持宽泛理解的态度,通过本案可看出法体系整体性思考的重要性,以及前置法——刑法阶层性思维的必要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应仅限于"银行信用"范畴,通过引入"既存的实质性联系"标准对"不特定"的内涵进行限定,从而实现前置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进一步,刑法具有二次性违法的特征,司法过程切忌价值先行。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的宪法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带来的法律适用困境,看似是刑法与民法的冲突,实则是宪法层面上刑法与民法的范围确立之争。尽管刑法与民法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公民在宪法上享有的权利得以充分落实,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易确定,法律实践存在把民事纠纷拔高为刑事犯罪的问题。刑民冲突的本质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限制基本权利的公权力的关系探讨,最终是宪法层面的问题,刑法理论以往有关刑民交叉处理模式的讨论忽视了这一最终问题。比例原则作为宪法性原则,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思路,处理刑民交叉问题,当以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为审查标准,对刑法介入的正当性进行检验和论证,防止刑法的不当扩张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盗窃罪双重定罪模式的重申与修正——基于与台湾地区刑法的比较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盗窃罪均采用相对狭义的盗窃罪概念,但在违法类型性质的界定方面存在不同,台湾违法性类型的性质是单独的,而在大陆刑法中是重合的。大陆的定罪模式采用定罪+定量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单一定罪模式。对于轻微盗窃行为大陆采用的是立法处理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司法处理模式。两种定罪模式各具合理性,但是引入单一定罪模式则与大陆当前刑法理论体系不兼容。基于此,我们仍应坚持双重定罪模式,分析其背后制度设计的依据并予以修正,为大陆刑法定罪模式的合理性发展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