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差异化构建与调适--以节省司法资源与追回国家资产为视角

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主要功能、适用对象上存在明显竞合。同时,二者在竞合的表象后面,在适用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上呈现出弱层次性,而在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上存在本质差别。缺席审判程序是刑事对人之诉,对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普通案件无异;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对物之诉,带有强烈的民事程序属性,对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二者存在的上述差异,尤其在证明标准方面的差异,为司法实践的程序选择适用提供了客观衡量基准。在具体程序选择问题上,检察机关可构建基于政策和法律的二元考量模式。此外,两种程序的竞合关系及存在的证明标准差异也使得二者具有互相转换的理论可行性。立足于当前司法实践和立法现状,可在补全各程序的必备条件后进行程序转换,这不仅可节省司法资源和追回国家资产,也有利于“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基于诉审关系,两种程序转换的主体应为检察机关。

一审程序违法发回重审适用的悖反与修正

一审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的规定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即得以基本确立,历经40余年保持相对稳定。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应当对此类规定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该规定的核心价值在于,作为一种程序性制裁方式,对一审程序违法施加以否定的评价,赋予其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时也是事后审查制上诉审构造的体现。在实践中,该规定的适用存在普遍性的虚置、选择性的滥用、适用上的神秘三大悖反现象。在该规定的适用修正上,应当重申该规定维护程序公正基本结构、捍卫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基本理念,通过典型案例不断阐发该规定的核心内涵,并通过程序说理约束裁判权的恣意。

公众参与程序违法的司法控制——实证检视与标准重塑

由于现行环评法律规范未对公众参与的步骤、形式、环节等程序要件进行明确性规定,导致各地法院对公众参与程序违法的认定结论不一,形成了严格法定程序标准、重大利益损害标准、程序性环境权利保护标准等不同类型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程序裁量空间因概括性授权立法而被放大的客观事实,针对公众参与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应从程序规范要件审查转向行政判断过程审查,以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要件作为司法审查的形式标准,以是否偏离法律授权之目的、考虑因素是否适当与必要、是否违背正当程序原则、是否对重要的程序性环境权利产生影响作为司法审查的实质标准.通过对行政管理的灵活性和程序裁量的多面向性加以拘束,增进对程序性环境权利的法律保障.

论行政程序违法所致国家赔偿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在法学界,程序一直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规定如果违反相应的行政程序会有相应的责任。我们不仅仅要关注行政结果的处理,同时也要关注行政过程的运行。一个国家关于相关程序规定的方式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规定。本文列举了两个案例“检验站强制拆除案”“程某治安拘留案”来解释重视行政程序的重要性。损害结果与损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形成赔偿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关系与衔接

为了回应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需求,更及时有效的进行“追逃追赃”,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2018年又增设了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都是在被告人潜逃的情况下进行的审判,在适用的犯罪种类上存在交叉重叠关系。但两者在适用的案件范围、适用的对象、适用的前置程序、送达的材料和方式、证明标准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理解为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两种程序各自发挥制度优势,可以为追逃追赃构建更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二者并存也带来了司法适用上的混乱,需要对其关系以及如何有效衔接进行厘清。

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

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包括三类。一是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并重新作出,这是一般程序违法。二是程序轻微违法,行政行为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这是对“违反法定程序是否一律撤销”的深刻反思,旨在给予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一定的容错空间维护公共利益,是一般程序违法的合理逻辑延伸。三是程序重大且明显违法,行政行为无效,目前在我国只适用于行政处罚而不适用于其他行政决定。程序违法分三档治理是我国对国外程序法的扬弃,说明我国法律移植存在价值偏废。

论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法定程序是否违法是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基本方面,但应厘定法定程序法的外延,明确区分违反法定程序的不同情形,作出不同的裁判。一般行政程序应遵守公平、公开、相对方参与等行政程序的基本理念,违反了这些基本理念,也应视作严重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同样须承担违法的后果。

对违法审判行为的程序性制裁

对于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我国确立了旨在宣告无效的程序性制裁制度。这种制度根据宣告无效的法律后果的不同,可分为绝对的撤销原判与相对的撤销原判,前者是因为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侵害重大的诉讼利益所引发的不可补正的无效,后者则属于由一般程序性违法行为所引发的可补救的无效。撤销原判制度的适用对象还可以分为积极性程序违法行为与消极性程序违法行为,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所带来的制裁后果也有所区别。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需要针对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行为重构程序性制裁体系。

论程序性监督之嬗变——从违法性宣告到渐进式制裁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7、55、115条所确立的检察官对警察三类程序性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的程序合法性监督机制,仅止步于程序性违法的识别与宣告,既无法对违法主体施以实质威慑,也难以向被侵权人提供及时救济。在我国刑事司法运作逻辑下,借由制度的微调和实务的演进,违法性宣告可逐步与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处分措施建立实质性联系。借此,完整意义上的程序性制裁被渐进式地分布于后续所有程序合法性审查环节,从而实现多元审查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散、责任共担和压力缓解。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程序,既可有效协调警、检、法职业利益,使之形成遏制侦查程序违法行为的合力,也可成为积累判例和提炼经验的平台,为实务演进提供助益。

我国刑事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制度研究——反思与重建

我国基于刑事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制度在发回重审的条件和发回重审的程序上都存在明显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及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我国应该以兼顾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效率三种价值的实现为指导思想,重构基于刑事程序违法的发回重审制度。

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程序违法审查标准可以归纳为设立该程序规则目的标准等五类。这些标准之下,法院在维护客观法律秩序与保护相对人权益之间充满了困惑与纠结。程序违法审查标准不一的根源在于行政诉讼宏观构造的缺陷。新《行政诉讼法》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撤销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标准。该标准的确立,在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具有进步意义。但该标准并未考虑到授益性行政行为的面相,疏忽了原告请求法院履行行政职责和请求确认行政机关授予行政许可超期违法的情形,为新《行政诉讼法》对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的确立留下了遗憾。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审查,除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之外,还应考虑"程序违法行为是否有利于相对人"标准。如果违反法定程序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产生了有利于原告的后果,且该法律后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那么法院不应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判决。

论刑事程序违法法律风险的平衡

刑事程序违法现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屡见不鲜,根源在于处于追诉方的国家专门机关所承担的程序违法法律风险有限,同时处于被追诉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要改善这种情况不仅需要学习域外先进的诉讼平衡观念,同时也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制约公、检、法三机关国家追诉权的行使,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27件违法所得没收案件样本反映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溯及力、"重大犯罪案件"的认定、"违法所得"的认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及证明标准的把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程序法从新"会产生溯及既往的风险。对于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前发生的行为人逃匿或死亡的犯罪案件,如果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时该案件尚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已经诉讼终结,则不能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将案件的社会影响作为认定"重大犯罪案件"的标准,不仅过于主观,而且违背管辖的基本原理,建议以"涉案金额标准"替代"社会影响标准"。应当慎重审查被申请没收的财产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只有在能够认定被申请没收的财产是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时,才能够将其认定为违法所得。对于违法所得,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善意取得的对象是物权,而不包括债权。"死亡型"违法所得没收案件与"逃匿型"违法所得没收案件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应当有所不同;同时,利害关系人对其诉讼主张的证明标准也应当与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

程序违法撤销与重作行政行为的限制

行政行为因为程序违法被撤销后,行政机关可以不受限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个制度存在着前提不正确,忽视程序独立价值、诉讼价值、原告利益和利益平衡原则等缺陷。这种无限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制度和理论应当受到一定条件和范围的限制,主要有:事实限制、法律规范限制、程序限制、权力限制、判决限制和违法限制。行政诉讼制度应据此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正在草拟的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也应规定这些限制规则。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检讨——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解决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适用范围方面,立法从案件性质与逃匿时间两方面加以限制,实无必要性。在案件证明方面,应当在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为保证没收裁判具有可执行性,应当建立体系性的财产保全措施。

刑事程序性违法证明责任分配机制研究

程序性违法证明责任的分配机制是程序性制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根据不同性质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程序性违法证明责任的分配:将国家、社会、个人置于同样的利益位阶进行综合衡量,结合诉讼主体的取证能力及其与证据的距离,考量主体的取证与举证成本,通过证明责任的分配促成控辩力量的平衡,以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刑事政策则为刑事程序性违法证明责任配置提供了现实依据。对于技术性程序性违法证明责任,无需证明只需补正即可;对于侵权性程序性违法的证明责任,需被追诉人承担提供初步证据的责任,可能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公、检、法机关则承担证明责任。

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行政程序合法是行政行为合法的必备要件 ,因此 ,应对违法的行政程序进行司法审查。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仅限于法定的外部强制性行政行为并应遵循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无司法变更权原则以及一定的步骤。此外 ,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应以公正和效率为标准 ,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

行政程序违法裁判类型之再探讨

关于行政程序违法的裁判类型,现行法律规定分为撤销判决和确认违法两种。《行政诉讼法》修订前,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是处理行政程序违法但实体正确的行政行为的最优选择;在《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对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条件予以了重新规定,确认违法判决成为针对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新型处理办法。但着眼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合法性理论的检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对于程序违法判决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困境。

侦查讯问程序违法的法律规制

公安机关在侦查讯问中的违法现象呈现出两种形态:讯问程序违法与讯问方法违法.在当前侦查工作实践中,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讯问更多表现为讯问程序违法,而且与讯问方法违法相比,讯问程序违法更少受到关注,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也更少受到制裁.讯问程序违法的发生具有结构性原因,如规制侦查讯问活动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违法侦查讯问难以发现与难以证实,公安机关侦查讯问资源不足等.刑事司法需要采取措施应对侦查讯问程序违法,包括完善违法侦查讯问的法律制裁、落实侦查讯问活动的过程监控与客观记录、适度分离部分侦查讯问程序工作、合理配置侦查讯问的人力资源.

集体土地征收程序违法行为法律后果之审视

在没有明确的惩罚性法律后果的情形下,集体土地征收行为更易脱离法定程序轨道,给征收补偿安置结果的公正公平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通过总结提炼司法实践中的征收程序违法类型,并结合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草案》的规定,分析后得出,只有通过立法来设置必要的惩罚性后果条款,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坚持结果和行为完整性并行的裁判标准,方可避免权利人的程序性权利遭到侵害,进而确保征收补偿安置的实体正义之车“轮”在征收程序正义之“轨”上合法运行而抵达公平公正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