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行为犯罪化的扩张性研究

纵观1999年至2017年颁布的历次刑法修正案,违法行为犯罪化现象明显增多。违法行为犯罪化的扩张受到了民意、传统重刑观念、社会转型的现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立法机关对此应当重视并进行必要的遏制。控制违法行为犯罪化趋势不仅是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也是刑法严厉性的表现,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

《刑法修正案(九)》的犯罪化立法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的犯罪化立法中存在刑法介入早期化、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方向问题,值得研究。无论是否赞同风险刑法理论,都应该肯定刑法介入早期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应当将刑法介入早期化控制在造成大规模人身伤亡后果、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犯罪类型之内。不应普遍降低乃至取消入罪标准而对行政违法行为实行大规模犯罪化,但应对那些侵犯公民人身与财产权利、危害公民切身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中危害比较严重情形进行犯罪化,对于那些扰乱秩序、危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实行犯罪化的必要性,但应当慎之又慎。

近年来我国犯罪化的走向——基于对刑法修正案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从近十年来刑法修正案的内容可以看出犯罪化的走向主要体现在对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秩序、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犯罪化非常活跃,呈现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法益保护前置化等特点,将很多原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将刑法保护法益的时间提前。这体现了刑法立法对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以及越来越能明显感知的社会风险的回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刑法立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近年来犯罪化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注意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问题,防止刑法法益保护的过度前置化,同时注重人权保护。

立法调控与司法平衡:“出行入刑”之检视与应对

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已成为我国刑法修正的一个基本表现。尤其在《刑法修正案(八)》以后,刑事立法呈现出一般违法行为入罪条文的高位增量趋势,这是积极主义刑法观下刑法回应社会问题、更大范围介入社会治理的显著表现。在肯定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应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检视,以控制和化解“出行入刑”的自身风险:在观念层面应当破除刑法万能、司法保守的桎梏;立法层面应当从理论原则、规范制定和衔接条款三个方面对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进行反思和完善;司法层面应当确立入罪、出罪双向机制,打通行刑衔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