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视野下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体系定位与实践运用

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对司法实践长期坚守的“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形成冲击的同时,也使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判断更加复杂。在刑事辩护中,违法性认识错误分别对应无罪辩护、罪轻辩护以及量刑辩护三种辩护事由。从刑事一体化视角来看,故意说主张违法性认识错误应表现为无罪辩护事由和罪轻辩护事由,责任说则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通常属于量刑辩护事由。三种辩护事由的实践运用比重不仅取决于如何理解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理论定位,也与不同辩护事由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张难易程度密切相关。在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考量下,将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量刑辩护事由的做法可以有效平衡被告人利益诉求与刑事政策要求。对此,应坚守责任说的基本立场,充分发挥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量刑辩护事由的积极意义,从证明模式转型、证明责任分配以及证明标准廓清三个方面发挥其辩护实效。

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成立的理论路径研究

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成立的理论路径中,“责任阻却说”更具合理性。应该明确故意系行为人之于构成要件的容忍,其认识对象限于构成要件事实。基于“责任”与“故意”的关系而言,两者为评价与被评价之关系,“故意”为“责任”评价的对象,而非“责任”的内容,故两者并非处于一个层面。违法性认识系行为人对于违反刑法与否的抽象性评价之认识,征表行为人对于规范的态度,其为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提供依据。因此,违法性认识应为“责任”评定之内容。因此,行为人违法性认识错误时,行为人通过阻却责任而非故意出罪。

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教义学探究

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加剧了以“不知法不免责”为代表的传统罪责观念与主张“不知法不为罪”的责任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违法性认识不要说”与“违法性认识必要说”之争,本质上是对社会公众利益与公民自身利益之间的权衡。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理论作为平衡两极观点的过渡式延伸,为实践中对行为人宽宥程度的考量提供了充分的论证依据。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理论及其认定标准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通过对理论的柔性研究,期待寻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可以兼容性应用的道路。

多元文化社会中文化冲突型违法性认识错误及其处理

多元文化社会中,主流社会文化基础的国家刑法处理文化冲突型违法性认识错误,需要区分行为人所属群体社会与主流社会之间是否符合"主体间性"标准,决定是否采取"宽容"的政策立场,以确保正常的多元化共存,或者维系必要的内在团结。一般地,应否认文化冲突成因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行为人具有犯罪故意,也应当否认其具有违法性认识之可能性,犯罪过失难以成立;受亚文化影响的行为人对主流社会文化基础法律的认知能力也明显低于常人,刑事责任评价应以趋轻。

违法性认识错误理论的反思与革新

犯罪行为与社会基本伦理之间的对立有时比较模糊,“法律认识错误不免责”引起的罪责刑不相适应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责任主义与一般预防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关于违法性认识的学说代表不同的法系特征和法益保护倾向。在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定位违法性认识要面对诸多矛盾,对该问题的讨论很容易陷入“革新犯罪构成”的死胡同,违法性认识错误则被忽视。对违法性认识错误进行解构,方能创设可行、高效的矛盾解决方案。

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的判断——以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为进路

"不知法不免责"是处理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过于"冰冷"而未考虑行为人对错误的避免可能性,故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视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或可避免的情形而分别规定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处罚。如何判断、以何标准判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避免可能性就成为刑法理论的重要问题。司法官站在不同的角度、坚持不同的立场、秉承不同的刑事政策就会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进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我国对此进行借鉴和参考,结合常识、常理、常情,采用认定过失的标准进行综合判断。

论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的认定标准——以赵春华非法持枪案为视角

在赵春华非法持枪案中,行为人是否具备违法性认识的可能,理论界存在争议。究其本源,乃是我国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所致。建议以"违法性认识"作为行为人故意认识的内容。此外,对于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的可能性,应当遵从"真诚"而"合理"的标准,只要行为人主观确信自己的行为合法,且社会一般人也认为这种合法性确信是合理的,就应当认为这种违法性认识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环境犯罪案件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法律适用实证研究

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是环境犯罪案件中较为常见的一个问题。218例样本案例分析结果表明,环境犯罪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情形的案件多发生于偏远山区,行为人多为农民或无业群众,且文化水平较低。针对行为人提出违法性认识错误之抗辩,28%判决书未予回应。目前司法判决中存在同案不同判、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界定错误、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建议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三阶层理论于刑事审判,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作为责任认定要素,同时借鉴德日刑法对违法性认识错误作出明文规定,并确立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性的认定标准。

经济刑法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理论反思与规则重塑

经济刑法保护法益的抽象性、流变性以及犯罪构成的模糊性、复杂性,决定了适用于核心刑法领域的违法性认识错误规则无法完全适用于经济刑法领域.是故,需要重新反思和架构适用于经济刑法领域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判断规则.在判断标准上,应当放弃“职业推定”的立场,采用“类型化之一般人标准”;在判断前提上,当法规范本身缺乏明确性或行为人认为其行为有高度合法可能性时,应当肯定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存在,同时主张以“刑事推论”取代“刑事推定”,避免司法者习惯性地“知法推定”,从而导致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宽宥功能在经济刑法领域无从发挥;在判断方法上,虽采用同核心刑法领域相同的阶段式审查,但应更加公平地分配刑事犯罪风险,允许经济活动者对有利于自己的法院判决和中立、专业、无偏私的专家意见予以信赖.

我国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出罪路径探究

“法定犯时代”的到来,使得违法性认识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凸显,过往一味回避的态度已不能应对现实需求。从比较法的视野俯瞰,违法性认识已经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与我国处理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方式虽各具特色,但具有内在一致性,即违法性认识影响罪责的落脚点在于价值判断,而“实质违法性认识”能够内含于中国刑法学的罪过概念之中。在形式违法性认识欠缺情形下,一般不宜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特殊情形下则要谨慎判断行为人对社会危害性认识的程度,再分析其是否具有违反法秩序的主观意志,从而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在遵循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形式违法性认识”欠缺的场合下可形成两条出罪路径:直接否定社会危害性认识进而阻却罪过,适度扩大“法定犯”事实认识错误的范围。

违法性认识错误理论进路思考

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以及责任主义的要求,完全处于国家权威主义主导下的“不知法不免责”原则逐渐发生动摇。虽然“不知法不为罪”应对这一缺憾显现出极大的优势,但因过于宽松容易导致人们漠视法律,且忽视了国家刑法创制的一般预防的目的,加之实践操作的可行性缺乏,也应当予以摒弃。在传统有关违法性认识处理原则存在较大局限性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国家刑法规制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之间的平衡成为理论研究的核心。应当承认,现代刑法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复杂性,公民知法必然存在一定难度,在法定犯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完全无视违法性认识对犯罪成立的影响显然有违责任主义。在此前提下,有必要对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予以承认,因为运用该理论来解决违法性认识问题不仅有利于实现公益与私权之间的有效平衡,而且也符合责任主义的应然要求。

违法性认识错误与过失辨析

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情形,直接影响主观罪过的成立与否、成立形态,并最终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承担。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违法性认识错误与犯罪故意的关系上,对违法性认识错误与过失的关系研究相对缺少。违法性认识是轻信过失的必备要素之一,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轻信过失的成立;违法性认识不是疏忽过失的构成要素,违法性认识错误不阻却疏忽过失的成立。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只可能存在疏忽过失一种罪过形式。

浅析违法性认识错误

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客观存在的情况之一,直接影响到犯罪的成立与否、成立形态,并最终影响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我国刑法学界对违法性认识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争论也较为激烈。违法性认识独立于犯罪故意、过失,但可能阻却责任。

浅议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体系地位

违法性认识错误在犯罪论中的体系地位随着古典犯罪论、新古典犯罪论、目的论的犯罪论理论的变迁而导致了故意说、违法性认识可能说和责任说的分歧，笔者认为责任说是合理的。

未成年人犯罪中考量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方法探究——以中西部两地法院的审判实践为进路

基于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的理论争议等原因,尽管实践中未成年被告人提出了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辩护意见,人民法院普遍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在定罪量刑中对违法性认识错误评价较少。比起成年人,未成年被告人更容易产生违法性认识错误,通过行为人标准、行为前标准和具体标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存在认识错误和认识错误的回避可能性。对于不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统一在刑事责任领域予以评价,在量刑上予以从轻处罚;立法上明确为未成年人量刑的从轻情节;司法上作为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必要内容;实现未成年人犯罪认定的主客观统一,达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目的。

违法性认识错误可避免性:可罚性本质与规范性判断

在刑法适用的层面,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关键在于该认识错误是否具有可避免性。错误可避免性判断是对行为人产生违法性认识错误进行刑法归责的教义学方案。该问题尚未在我国《刑法》中得以明文规定,但能够在可避免性的本质和可避免性的判断两个层面得到合理回应。在可避免性的本质层面,认识错误情形的可罚性基础不在于行为人的义务违反或管辖责任,而在于行为人未使用的不法洞察力。在可避免性的判断层面,认识错误所涉及刑法规范的公开性与明确性应当作为可避免性的规范前提,与错误可避免性的个体审查一并纳入到规范性判断的教义学框架中。

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司法判断研究

当前,处理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判断标准的具体构建.在进行判断前提厘定时,应当遵循普通领域“行为人为主,一般人为辅”,特殊领域按照“职业领域一般人”的标准.在具体审查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有无时,应当首先考察行为人客观上是否存在违法性疑虑或者知法的契机,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考察主观上为认识法律做出了努力.当客观上不存在违法性疑虑的条件时,此时也就无违法性认识的可能;倘若具备知法契机,则需要进一步考察行为人是否为知晓、认识法律做出努力,当竭尽努力后仍不能认识法律时,也就意味着行为人不具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此外的情形,应当肯定行为人具备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另外,在具体认定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时,原则上应当根据对事实的认识来推定行为人具备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只有在行为人对不具备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进行主张时,才会启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具体审查.

违法性认识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判定

近年来多起热点案例的争议焦点均为"违法性认识"问题。全面梳理违法性认识的基本蕴涵及争议观点,诸如"违法性认识不要说""违法性认识必要说""折中说"以及"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说"等,提倡"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说",并以此作为违法性认识的实践判定基准。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且这种错误不可避免,应当阻却责任。

违法性认识之今昔命运与现实问题:与焦旋同学讨论

“知法推定”本身并非国家权威主义的产物,早在自然犯时代就因基础不牢、对象宽泛而难以自圆其说,各主要国家都作了缓和。各种犯罪论体系内部都能独立、合理地处理违法性认识问题,犯罪故意与违法性认识的分合之争只是教学法问题。为避免将“法律过失”强行作为犯罪故意论处,应采严格故意说,即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法律处罚相应的过失犯罪时,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成立过失犯罪。法律不处罚过失时的所谓“处罚漏洞”是刑法分则“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的整体结构造成的,不应以此作为否定严格故意说的理由。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成立“法律过失”属开放的犯罪构成,应委由司法工作人员个案裁量。

法定犯认识错误的类型化区分研究

法定犯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在法定犯语境下对案件的事实和对应法律规范所产生的认识偏差,包括事实认识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前者又包括具体事实认识错误和抽象事实认识错误,后者又包括禁止规范认识错误、正当化事由认识错误和免责事由认识错误。与传统事实认识错误相比,法定犯事实认识错误注重其他法律规范对案件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法定犯违法性认识错误,需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围绕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构建实质性的出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