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中解除时间的确定——兼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9条

最高人民法院在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中解除时间的规定上变化较大。整体而言,存在法院自由裁量说和确定日期说。从合同终止(解除)的功能目的、体系解释以及规则设计的内在逻辑看,确定日期说是能够实现效率、合乎规则体系以及任意性规则设计等更优的和理想的选择。自由裁量说虽然描述了法院的多数实际做法,但其原理内核仍然只能是确定日期说。这一分析能够为法院在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中解除时间点确定上的一般情况与例外情况提供更好的指引。

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僵局治理实践检视与进路优化

合同僵局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对于“合同僵局”所描述的状态,学界、实务界看法不一。合同僵局在实践中广泛生成,立法层面推出违约方申请解除加以应对。然而,回归实践进行检视,司法治理合同僵局还存在障碍。合同僵局的情景适用、父爱主义司法以及合同僵局破解中实质要件的认定仍是掣肘司法解除合同僵局发挥效能的因素。以违约方申请解除的范式实现合同僵局的治理,还应扩大金钱债务的适用、明确法官的释明义务、对违约方申请解除规则要件进行诠释。

违约方合同解除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分析

如何解决“合同僵局”问题虽然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这种“僵局”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给经济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法定解除权在传统共识上的行权主体范围仅指守约方,适用情势变更规则抑或吸收借鉴域外法中的重大事由解除规则解决“合同僵局”问题亦存在功能上的局限性,而打破“合同僵局”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沦陷于道德风险的桎梏中片面坚持合同严守原则并不是对守约方权益保障的最优解,赋予违约方以合法路径进行合同解除具有必要性。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是赋予债务人相较于抗辩权更为强力的救济,以此化解“合同僵局”,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资源的流通整合,体现其效率价值,同时防止守约方利用“合同僵局”损害违约方的利益,鼓励合同双方善意合作、公平交易,亦建立在公平与诚信原则之上,违约责任的强调亦是合同严守的另一种形式,因此,严格条件限制下的违约方合同解除具有正当性。

探究以违约方解除的视角看合同僵局的化解

合同僵局的出现不仅不利于合同双方的利益保护,更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妥善化解合同僵局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域外化解方式主要有以德国为代表的债务人拒绝履行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违约方司法解除权模式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效率违约模式。我国在编撰《民法典》时新增了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权利,为化解合同僵局提供了路径,但该条款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

合同僵局视域下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司法裁判之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正式确立了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然而,现有司法实践反映出该规则仍存在若干不足,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该条款适用范围局限于非金钱债务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不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金钱债务同样存在排除继续履行的可能,为有效化解合同僵局,将金钱债务纳入适用范围更为妥当。基于合同僵局案件特殊性,为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应在司法解除程序中明确法官释明义务,即对违约方解除合同及守约方追究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进行释明。违约方解除合同存在道德风险,为制约双方当事人滥用权利,鼓励通过自由协商化解合同僵局、定分止争,建议增设重新协商程序。

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权利限定及其实践完善

《民法典》第580条究竟赋予违约方何种权利,理论界、实务界仍存争议,未能形成共识。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违约方无合同解除权,《民法典》第580条仅赋予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权,该权在性质上定位为请求权,不属于形成诉权,具有正当性。违约方仅在形成合同僵局,违约方产生继续履行抗辩权,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方能以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解除合同申请的形式主张解除合同。违约方行使申请合同解除权不影响其除继续履行外的其他违约责任的承担。针对该条在司法实践中折射出的覆盖范围不全问题(金钱债务合同僵局难以适用),建议类推适用《民法典》第580条,并在随后的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违约方司法解除请求权入典:实践检视、制度辨析与争议回应

审视我国司法实践,违约方司法解除请求权历经了从个案到类案再到规范的本土蜕变,属于司法先行的典范,《民法典》对该规则几易增删,于第580条第2款设置了特定条件下违约方申请司法解除合同制度,有效回应了合同僵局的实践难题。原有规范中的排除履行规则、情事变更制度、减损规则等规范的设立目的、适用范围、法律后果无法涵盖合同僵局情形,违约方司法解除请求权与被学者诟病的英美效率违约理论截然不同,具有独立的制度功能与价值,在防范行为人策略性选择和道德风险上具有明显优势。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法律适用分析与完善进路

违约方解除合同作为解决合同僵局的新路径,是司法实践的产物。《民法典》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适用及其作用机制尚且未做出明确规定,学术界对该问题的争议较大。因此对合同僵局现有应对机制凸显的困境进行反思,对适用“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学界观点进行分析,有助于厘清“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权利属性,进而推动“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完善。

减损规则对违约方解除权的功能替代——以真假“合同僵局”为中心

违约方解除权仅能解决非金钱债务陷于履行不能导致的真正合同僵局案件,其规范价值在于明确了无论履行不能是否可归责于当事人,对待给付义务均非直接消灭,一律需要行使解除权。非金钱债务的债权人拒绝受领给付,并欲逃避作为对待给付的金钱债务并不构成真正的合同僵局。然而学说与案例均混淆了此二种迥然不同的案型,将违约方解除权规则错误地扩张至后一种情形,这才是违约方解除权引发质疑和反对的真正原因。债权人拒绝受领的假想合同僵局中,债权人要从合同关系中脱出,应当求助于减损规则,令非违约方及时终止合同,或者直接由法院行使司法形成权终止之。在这个意义上减损规则成为了违约方解除权的功能替代。

浅析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合理适用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违约方是否具备合同解除的权利,《民法典》第580条能否理解为“违约方解除权”的法律基础,是目前学界聚焦的一大争议,也是司法实践中在探索的问题。本文从违约方解除权的功能性及可行性证成赋予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权是立法对司法实务需求的回应,符合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和效率价值,但在行使时,也应收到一定的规制。本文就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合理适用进行探讨,以期为破解“合同僵局”提供借鉴与参考。

违约方解除合同法律问题的反思与完善——以“银龙案”判决为分析对象

对“银龙案”判决进行的分析表明,合同僵局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定义界定不清、主观非恶意认定标准不明、唯结果论导致裁判要件适用不当等困境。合同僵局破解路径的优化可以从法官公开有关违约方主观状态心证过程、建立焦点情形专业评估机制两个方面入手。

我国“违约方司法解除权”的演进及未来发展

随着合同僵局问题的出现,学者就是否应当赋予违约方司法解除权产生了诸多争议,将其纳入民法典的过程也堪称曲折崎岖,屡次修改,删除又重新纳入。而今,法院受理违约方要求解除合同的案例数量逐年上升,该类案件的胜诉率也不断提高。与之相应的是守约方的损害难以得到全面的赔偿,或可引入获益交出机制和惩罚性违约赔偿责任进行利益调整。

合同中对于违约方解除权的问题研究

在我国合同实践的过程中,违约方单方是否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这一直是理论界、实务界所探究和分析的重点问题,至此违约方是否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仍然没有统一的定论。解除合同双方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即为合同的解除权。从传统的民法理论出发,合同的解除权仅仅是守约一方所享有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违约方一方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形层出不穷,如果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或者说没有继续履行下去的意义,那么此时支持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权利也是合情合理,并且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对此本文将从合同的解除权为出发点,探究其功能、可行性与合理性。违约方应当慎重考虑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尤其要重视守约方在继续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可能承受的损失。只有在全面权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才能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并实现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价值。

试论合同僵局的破解——基于民法典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分析

合同僵局将会导致交易效率低下、社会资源浪费、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就怎样破除合同僵局,我国《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作出了规定,既有利于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又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由于该条款未对合同僵局的概念、构成要件、适用条件等进行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一定的适用局限。从法律实践中产生合同僵局的具体情况入手,深入剖析合同僵局的涵义、法律特征、法理依据,并根据《民法典》的相关条款,提出违约方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要求、赔偿范围、程序方式等,以期为完善合同僵局破解的立法制度提供借鉴。

浅析合同僵局中违约方的退出路径———以《民法典》580条第2款为中心

?民法典?在修订过程中,其合同编部分备受瞩目的修订内容是第580条第2款所规定的“关于履行不能情况下的合同终止条款”,这一内容曾引发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和争议.这一条文赋予了合同当事人面临存在终局性履行不能情况的合同时,得以向司法机关请求终止对于该合同的履行,进而达到打破合同僵局的目的.赋予违约方提出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会打破合同严守规则,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将合同当事人从难以继续履行的合同中“解放”出来,这对于维护公平和诚信原则,保障交易效率和市场经济的稳健运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论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权与《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适用

《民法典》合同编580条第2款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源于“新宇公司诉冯某梅买卖合同纠纷案”,该判决具有开创性意义.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争论不一,但是笔者持支持观点.合同解除本就是为了使社会效益最大化,经济成本损失最少.同时,该条款的适用要进行严格限制,不能与传统民法的合同解除权适用同日而语.例如,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合同性质? 合同解除是否构成了根本违约? 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的方式? 是否一旦违约方提出合同解除,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就要同意? 这一系列环节都要进行限制.本文围绕《民法典》第580条展开论述,详细分析了由“新宇案”引发的违约方合同解除的适用问题.

合同僵局: 违约方解除权的司法困境

本文旨在回顾和梳理已有文献,研究合同僵局的破解方案,现有破解合同僵局的方案是行使违约方解除权,对于此方案,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态度与观点.但是,目前对文献梳理发现,违约方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尚不明确.现有文献还缺乏对违约方解除权的法律后果的分析,产生了司法上的困境.本文旨在给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借鉴,从而摆脱违约方解除权的司法困境.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适用机制之探析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第353条第3款规定的解约权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后《民法典》第580条规定非金钱债务出现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三种除外情形之一,且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现行《民法典》第580条在适用中存在对违约一方的解约原则,在法律上存在着一种未被解决的金钱债务纠纷,而其效力指向尚不明确;在确定合同终止的时间认定方面存在着分歧.关于合同违约赔偿问题不明确的问题,可通过《民法典》第899条、第1022条类比地适用于解决金钱债务契约的僵局.

吸收还是摒弃: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反思——基于相关裁判案例的实证研究

我国《合同法》并无关于违约方解除权的明文规定,相关裁判以《合同法》第94条或第110条作为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依据,均难谓妥当。考察相关裁判背后的实质动因,可以发现通过现有规则即可直接或间接达到目的,并无创设违约方解除权的必要。为违约方解除权提供正当性支撑的效率违约理论,渊源于诞生地的特殊制度背景,其自身亦存在不少盲点,且与我国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及我国《合同法》设置的违约救济路径不相容。违约方解除权这一制度“创新”过分侵蚀合同拘束力,不符合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应予以明确摒弃。

违约方解除权的法理分析和现状评述

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方解除权的规定存在着不统一和不够明确的问题,使得当事人对违约方解除权的行使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缺乏可预见性,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无所适从。《合同法》第94条"可以解除合同"的"当事人"应理解为"合同各方当事人";当前形势下,在对任意解除权进行越来越多的设置的时候,对《合同法》第94条解除权主体进行保守性处理是一种比较平衡的权宜之计,但必须及时做出相应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