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同违约解除有无溯及力之研究——兼评《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

本文认为合同违约解除后能否产生溯及力要受三个因素或层次的决定 :合同的性质和有关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法律规范 ;守约方的选择 ;

合同违约解除权行使中的几个问题——从一起租赁纠纷案谈起

借鉴英美合同制度的表述,我们可以将因一方违约解除合同的统称为违约解除。受《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5条主客观标准相结合认定违约的影响,我国合同法在认定合同解除上有时会以"主观恶意"取代"违约后果严重"这一条件。"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可看做"明示"的违约恶意,"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期限过长"可看作为"默示"的违约恶意。违约解除权系形成权,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应尽到通知义务。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直接诉请解除合同是当事人的应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增加规定异议期限,在逻辑关系上、制度设计上都矛盾重重。应架空异议期限的有关规定,由人民法院对合同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

合同违约解除视角下的损害赔偿范围研究

当合同因违约而被解除时,被违约方得以向违约方主张损害赔偿责任。这已在我国立法中得到了肯定与体现。但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做法,学界对该问题也未作全面评述。合同违约解除后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有重要意义。以合同违约解除为视角,从合同解除的效力理论出发,结合各国立法例和学说,界定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范围是履行利益还是信赖利益、是否包括可得利益,有助于完善合同解除制度,进而达到平衡合同双方利益的目的。

违约解除合同法定损害赔偿范围的计算——以房屋买卖为例

因违约解除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规定在《民法典》第566条和第584条,但仅能得出“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抽象结论,并未对违约解除合同法定损害赔偿范围的计算标准进行界定,因此实践中常出现重复计算、范围界定模糊等问题。可以将因违约解除合同后的法定损害赔偿范围通过公式明确界定,即“守约方的目标利益状态-违约行为发生后守约方的现实利益状态-恢复原状部分”,同时应排除违约方的对价占用利息以及守约方的缔约费用。

违约解除权之理论与实务研究

违约解除权，是指当约定的或者法定的违约事由发生时所引起的解除权；所谓非违约解除权，是指当约定的或法定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时所引起的解除权。违约解除权与非违约解除权均既可以是法定解除权，也可以是约定解除权。鉴于约定解除权产生的原因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对约定解除权而言，什么样的违约行为可导致解除权的产生完全取决于合同的约定，即违约解除权产生的标准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故本文所探讨的违约解除权主要是针对法定解除权而言。然对于法定解除权而言，基于合同严守原则，显然并非任何违约行为都能够产生法定解除权。本文主要探讨法律在规定违约解除权产生的原因时，如何平衡合同自由原则、合同正义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法律规定违约解除权产生的标准。

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违约解除的司法适用

近年来,实践中法院判决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依据各不相同,但这些依据能否适用于房屋租赁合同中承租人违约解除合同存在质疑。《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作为违约方解除的规定,经解释可在房屋租赁合同中予以适用,《民法典》第591条第1款的减损规则,可以作为合理确定出租人损失的依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漏洞,在上述规则不足以化解困境的情形下予以适用。

论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中解除时间的确定——兼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9条

最高人民法院在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中解除时间的规定上变化较大。整体而言,存在法院自由裁量说和确定日期说。从合同终止(解除)的功能目的、体系解释以及规则设计的内在逻辑看,确定日期说是能够实现效率、合乎规则体系以及任意性规则设计等更优的和理想的选择。自由裁量说虽然描述了法院的多数实际做法,但其原理内核仍然只能是确定日期说。这一分析能够为法院在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中解除时间点确定上的一般情况与例外情况提供更好的指引。

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僵局治理实践检视与进路优化

合同僵局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对于“合同僵局”所描述的状态,学界、实务界看法不一。合同僵局在实践中广泛生成,立法层面推出违约方申请解除加以应对。然而,回归实践进行检视,司法治理合同僵局还存在障碍。合同僵局的情景适用、父爱主义司法以及合同僵局破解中实质要件的认定仍是掣肘司法解除合同僵局发挥效能的因素。以违约方申请解除的范式实现合同僵局的治理,还应扩大金钱债务的适用、明确法官的释明义务、对违约方申请解除规则要件进行诠释。

违约方合同解除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分析

如何解决“合同僵局”问题虽然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这种“僵局”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给经济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法定解除权在传统共识上的行权主体范围仅指守约方,适用情势变更规则抑或吸收借鉴域外法中的重大事由解除规则解决“合同僵局”问题亦存在功能上的局限性,而打破“合同僵局”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沦陷于道德风险的桎梏中片面坚持合同严守原则并不是对守约方权益保障的最优解,赋予违约方以合法路径进行合同解除具有必要性。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是赋予债务人相较于抗辩权更为强力的救济,以此化解“合同僵局”,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资源的流通整合,体现其效率价值,同时防止守约方利用“合同僵局”损害违约方的利益,鼓励合同双方善意合作、公平交易,亦建立在公平与诚信原则之上,违约责任的强调亦是合同严守的另一种形式,因此,严格条件限制下的违约方合同解除具有正当性。

定期继续性合同违约方解除权合理性研究

实践生活中频发的定期继续性合同履行不能所引发的合同僵局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诸多学者提出通过设置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方式来化解僵局,但这一设定不仅从立法层面缺乏依据,也会对我国现有的合同解除权理论体系产生冲击,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面临种种困境,并不符合我国当下的法治现实,应予明确摒弃。合同僵局产生的根源在于合同各方当事人合同目的背离已无继续履行之可能,且事实上形成了对合同标的有效流转的阻碍,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从导致合同僵局的当事人角度入手,减损规则为化解合同僵局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其通过限制守约方主张合同继续履行的方式间接化解了僵局的持续,比之直接引入违约方解除权更适合我国当前的法律实践。

合同僵局下违约方解除权与司法解除的逻辑证成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该制度的设置目的在于打破实践中存在的合同僵局现象,以立法形式促进交易效率与公平。但实际运用中面对可能出现的背离合同公平、破坏市场诚信和牺牲交易效率等不利后果,则需要通过司法裁判手段把握在合同僵局情形下违约方解除权的行使路径,引入司法解除模式构建合理的合同僵局破解机制,探明多效并举的合同解除模式,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兼顾公平合理的利益再分配原则。

探究以违约方解除的视角看合同僵局的化解

合同僵局的出现不仅不利于合同双方的利益保护,更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妥善化解合同僵局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域外化解方式主要有以德国为代表的债务人拒绝履行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违约方司法解除权模式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效率违约模式。我国在编撰《民法典》时新增了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权利,为化解合同僵局提供了路径,但该条款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违约方解除权是解决合同僵局有效途径,也是司法实践的产物。《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规定为违约方解除合同提供适用规则,对于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司法实践运行却因为法律规则的模糊性存在较多障碍,并没有发挥出规则所应达到的效果。基于违约方解除合同规则的实证研究,发现现有规则存在适用范围狭窄、适用条件不明晰以及损害责任赔偿规定不明确等问题,由此提出明晰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主观条件、将金钱债务纳入适用范围和落实损害赔偿措施等具体建议,以期为完善合同僵局破解的立法制度提供借鉴。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法律适用分析与完善进路

违约方解除合同作为解决合同僵局的新路径,是司法实践的产物。《民法典》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适用及其作用机制尚且未做出明确规定,学术界对该问题的争议较大。因此对合同僵局现有应对机制凸显的困境进行反思,对适用“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学界观点进行分析,有助于厘清“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权利属性,进而推动“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完善。

减损规则对违约方解除权的功能替代——以真假“合同僵局”为中心

违约方解除权仅能解决非金钱债务陷于履行不能导致的真正合同僵局案件,其规范价值在于明确了无论履行不能是否可归责于当事人,对待给付义务均非直接消灭,一律需要行使解除权。非金钱债务的债权人拒绝受领给付,并欲逃避作为对待给付的金钱债务并不构成真正的合同僵局。然而学说与案例均混淆了此二种迥然不同的案型,将违约方解除权规则错误地扩张至后一种情形,这才是违约方解除权引发质疑和反对的真正原因。债权人拒绝受领的假想合同僵局中,债权人要从合同关系中脱出,应当求助于减损规则,令非违约方及时终止合同,或者直接由法院行使司法形成权终止之。在这个意义上减损规则成为了违约方解除权的功能替代。

浅析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合理适用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违约方是否具备合同解除的权利,《民法典》第580条能否理解为“违约方解除权”的法律基础,是目前学界聚焦的一大争议,也是司法实践中在探索的问题。本文从违约方解除权的功能性及可行性证成赋予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权是立法对司法实务需求的回应,符合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和效率价值,但在行使时,也应收到一定的规制。本文就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合理适用进行探讨,以期为破解“合同僵局”提供借鉴与参考。

试论合同僵局的破解——基于民法典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分析

合同僵局将会导致交易效率低下、社会资源浪费、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就怎样破除合同僵局,我国《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作出了规定,既有利于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又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由于该条款未对合同僵局的概念、构成要件、适用条件等进行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一定的适用局限。从法律实践中产生合同僵局的具体情况入手,深入剖析合同僵局的涵义、法律特征、法理依据,并根据《民法典》的相关条款,提出违约方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要求、赔偿范围、程序方式等,以期为完善合同僵局破解的立法制度提供借鉴。

违约方司法解除请求权入典:实践检视、制度辨析与争议回应

审视我国司法实践,违约方司法解除请求权历经了从个案到类案再到规范的本土蜕变,属于司法先行的典范,《民法典》对该规则几易增删,于第580条第2款设置了特定条件下违约方申请司法解除合同制度,有效回应了合同僵局的实践难题。原有规范中的排除履行规则、情事变更制度、减损规则等规范的设立目的、适用范围、法律后果无法涵盖合同僵局情形,违约方司法解除请求权与被学者诟病的英美效率违约理论截然不同,具有独立的制度功能与价值,在防范行为人策略性选择和道德风险上具有明显优势。

违约方解除合同法律问题的反思与完善——以“银龙案”判决为分析对象

对“银龙案”判决进行的分析表明,合同僵局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定义界定不清、主观非恶意认定标准不明、唯结果论导致裁判要件适用不当等困境。合同僵局破解路径的优化可以从法官公开有关违约方主观状态心证过程、建立焦点情形专业评估机制两个方面入手。

论违约解除后的责任承担

违约解除后的"恢复原状"意指受领方对原物的返还,属于物权请求权的内容;"采取补救措施"是指在给付物已毁损、灭失或者给付的金钱的情况下受领方对给付物价额的返还,属于不当得利;违约解除后"赔偿损失"的目的并非使合同恢复至合同订立前的状态,而在于填补守约方因相对方的违约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因而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理应并存。违约解除之后,担保人应该继续就债务人的价额返还义务与赔偿损失义务承担担保责任,价额返还与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自合同被解除时开始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摘要虽有事实上的拘束力,但其受制于学说的评析与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