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规举牌相关争点回应与规制路径探寻

针对资本市场违规举牌乱象,现行《证券法》第193条以"责令改正和罚款"为主的行政处罚机制无法对违规举牌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做全面评价,甚至被举牌人用作"漂白"违规增持行为的凭据。违规举牌与内幕交易虽均有"诱空"的外在形式,却有本质差别,以内幕交易禁止规则规制违规举牌行为并不可行。作为"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违规举牌行为的民事责任规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证券法》短期内不宜对其民事责任做具体性规定。借助《证券法》修订契机,可在新法的"信息披露"一章中设置"持股变动信息披露"专节,并就违规举牌行为设定以"限期出售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和"比例性罚款"为主的行政责任以及以"罚金"为主的刑事责任。

违规举牌股东表决权效力分析及其违规责任构思

大额持股股东违规举牌,在禁止买卖期间继续增持,构成证券欺诈和合同欺诈,是同一行为在不同语境下的竞合。在合同相对方行使撤销权之前,股票交易行为应视同有效。因表决权固有权属性及章程自身定位,表决权效力不以章程和股东决议所转移。而《上市收购管理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对表决权设限,合法性存疑,且"责令纠正"的内容不符合理性原则,故违规增持人的表决权不应受限。在责任认定方面,不同部门法体系下应区分适用虚假陈述和内幕交易情节,以达成优势互补。

“违规举牌”的法律后果研究——基于~*ST新梅案的思考

当今"违规举牌"现象愈演愈烈,违规披露方借行政处罚力度不大而进行违规收购的案例屡见不鲜。以我国第一起违规披露原告要求被告收购行为无效以及限制被告股东权利的新梅案件的判决为例,分别对违规披露交易有效性进行分析,并对是否应限制被告股东权利结合美国威廉姆斯法案下的判例进行思考。提出在驳回"被告行为无效"请求时,理由上要分阶段分析;对于是否限制被告权利可交由股东大会表决,公权应少介入。

违规举牌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行为效力与法律责任完善

在我国证券市场领域,违规举牌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案例频发,而一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文论证违规举牌收购行为有效的模式,并参考国外相关立法模式,探讨我国应进一步设置违规举牌购入的股票表决权受限后果,并提出完善对违规举牌法律责任规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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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中铭(知名独立财经撰稿人):近期,百亿私募阿巴马资产违规举牌上市公司三雄极光一事受到市场的关注。其实,这并非私募行业首例违规举牌案例。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抑或是其他市场参与方,违规举牌上市公司都为市场所不容。个人以为,基于私募行业近些年的“野蛮生长”,强化对私募行业的监管不可或缺。私募基金行业从最初的自我发展,到此后的备案制,仅仅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上市公司权益披露制度: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

《证券法》(2019年修订)提高了上市公司权益披露要求和罚款上限,增设了表决权排除处罚措施。本文梳理了我国上市公司权益披露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证券法》修订的改革进路,并考察了中国证监会及地方证监局对披露规则的执行情况。实践中,中国证监会在执法中广泛行使了自由裁量权,根据违规者的交易方式等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地方证监局近年来分担了中国证监会的执法工作,但出现了标准不统一和地方保护倾向。本文对研究结果从我国政治经济环境角度进行了解释,评价了《证券法》(2019年修订)的各项改革举措,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试析违反权益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近年来违规举牌现象多发,西藏旅游、上海新梅等公司更因此卷入司法纠纷,由此引起诸多争论,权益披露义务及其法律责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设计权益披露制度时,立法者必然要在保护上市公司管理层免于遭受突袭式收购活动与促进正常的收购活动有序进行这两大目标之间进行平衡,实现对公司股东及证券市场中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事与愿违的是我国对于权益披露制度的规定过少且依附于上市公司收购制度,导致实践中出现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加上行政处罚力度过轻,违法成本过低,民事责任条款缺位,违规举牌行为屡禁不止。为构建与完善权益披露制度,需增强其独立性、中立性,适度加重法律责任,外部辅以反收购制度,以实现其保护投资者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