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违规:监督者抑或合谋者

以我国员工持股计划重启为背景,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结果显示,员工持股计划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与频率。机制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一方面通过促进中小股东投票与委派董事涉入公司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效率并增加分析师跟踪。进一步地,区分违规类型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披露违规与一般违规;区分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后发现,员工持股规模高、锁定期长、高购买折价、无杠杆、无控股股东担保或兜底、无业绩条件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监督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从公司违规角度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督者角色,为我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南稻北麦与公司违规——基于水稻理论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数据,研究了水稻种植与公司违规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随着CEO籍贯地种植水稻的比例提高,公司违规的概率也相应增大,稻作经济所带来的低社会信任度和风险偏好文化是其传导机制。儒家文化影响力与稻作文化在影响公司违规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CEO学历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稻作文化对公司违规的正向影响。基于舞弊三角理论,检验了在不同压力与机会要素下,水稻种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在经营压力小、违规机会大的公司能够对公司违规起到更大影响。

并购防御机制与上市公司违规--催化剂还是减压阀

本文基于中国控制权市场激活的时代背景,采用部分可观测的Probit模型,从内部章程条款制定的视角,探究了公司并购防御与违规的关系,提出并购防御影响公司违规的“催化剂”效应和“减压阀”效应。并基于2006—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并购防御机制与公司违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司并购防御主要通过“催化剂”效应影响公司违规。机制检验发现,并购防御机制通过减少市场关注、削弱市场的威慑作用以及增强管理层权力导致公司违规行为的增加,进一步支持了并购防御影响公司违规的“催化剂”效应。

公司和高管特征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基于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违规问题一直备受资本市场高度关注,对于其影响因素的单一维度变量因果关系研究固然关键,但构建有效的整体性预测模型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内部治理视角选取重要的公司特征和高管个人特征构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预测模型,以2008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算法LightGBM和SHAP工具,研究两类特征对违规行为的预测能力,重要性排序及预测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公司违规行为,公司特征比高管个人特征对预测产生的影响更大.其中,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越高、总资产净利率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高管团队持股比例越高、业绩波动性越小、分析师关注度越高,模型预测违规的倾向越低;高管年龄偏小、公司存在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情况时,模型预测违规的倾向增高.大部分特征均与违规行为呈现非线性关系,与传统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本研究从预测视角拓展我国公司高管特征研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提升监管和投资效率、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供经验证据.

政府合规监管有效性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违规治理的证据

区别于以往政府监管方式,合规监管强调发挥公司的自我监管与治理作用。文章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的样本数据,构建多期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合规监管对公司违规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合规监管能够显著抑制公司违规行为,促进规范运作;基于“压力-机会-借口”维度的机制检验表明,合规监管通过缓解经营压力、强化董事会监督和降低高管风险偏好来抑制公司违规;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司具备的合规管理能力越强、合规管理需求越大,合规监管的违规治理效果越明显。合规监管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具有持续性,且受违规频率的影响。研究结论不仅为合规监管有效性提供了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而且对完善政府监管体系、提升监管效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否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公司违规视角

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监管机构监管的重难点,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基于一种新兴市场化机制——共同机构投资者出现的契机,运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共同机构投资者与公司违规的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发挥行业协同、监督治理和资源聚集效应抑制了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减少投资组合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而对领导人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有限;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企业经营风险高、行业竞争程度低和媒体关注度高时更大;并且,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削弱投资组合公司违规与经营业绩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共同机构投资者的协同治理作用,公司应努力培育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吸引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以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注意力视角下媒体关注对公司违规后市场反应的影响

降低市场波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任务。本文从媒体的资产定价作用出发,基于有限注意力视角,运用事件研究法,实证考察了媒体关注对公司违规后市场反应的影响,并从媒体类型和情感倾向检验了媒体关注对违规后市场反应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媒体对上市公司的事前关注会显著负向影响上市公司违规后的市场反应;网络媒体和政策导向媒体的关注与上市公司违规后市场反应有着显著负相关关系,市场导向媒体的关注则无显著影响;与中性媒体关注相比,负面和正面的媒体关注将导致公司违规后更剧烈的负向市场反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对公司违规后市场反应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非国有企业中。本文论证了媒体关注在资产定价的重要作用,也为充分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和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金融与公司违规行为矫正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微观企业主体治理有着重要影响,其能否有效矫正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本文选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金融对公司违规是否存在矫正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弱化公司违规倾向与违规程度,对公司违规行为具有积极的矫正治理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能有效发挥资源效应、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加强内部控制三个传导路径抑制公司违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公司规模较大、市场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样本中更有助于矫正公司违规行为。

非处罚性市场监管、混合股东治理与公司违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问询函与关注函为代表的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以及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相互制衡形成的混合股东治理机制为切入点,基于2014—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抑制公司违规频发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与混合股东治理均能够导致公司违规减少,二者呈现互补关系,该互补关系主要源自混合股东治理对关注函性质监管效力的正向调节作用、混合股东治理对问询函与关注函类型监管效果的传导功能以及问询函与关注函对混合股东治理效果的传导功能;收函次数、函件文本长度等非处罚性市场监管力度越强时,上述效果越为明显,且收函次数对公司违规趋势的监管效力更强。准自然实验结果显示,2017年《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修订稿出台能够增强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非国有产权、高效的司法行政环境与管理层法律背景有利于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与混合股东治理监督功能的发挥,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与混合股东治理引致的公司违规减少能够进一步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一线金融监管与混合所有制的制度合力保障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为决策层有效预防微观市场失范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供新思路。

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抑制公司违规行为吗?

基于201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市公司所处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抑制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减轻企业经营压力(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纳税负担)、改善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强化企业外部监督(吸引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降低了其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进一步研究显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显著弱化公司违规倾向,但并不会提高公司违规被稽查的概率;优化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的公司违规行为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

司法官员更替与公司违规行为

以手工收集的2009—2018年中国197个地级市中院院长更替数据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违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司法官员更替通过提高司法公正性和司法效率,产生“威慑效应”,在短期内降低了公司违规的概率、严重程度及频率。此外,区分公司违规类型后发现,司法官员更替只对公司经营性违规和信息披露违规具有抑制作用,对领导人违规影响不显著。区分司法官员的个人特征后发现,当中院院长来源于上级部门或其他政法部门时,抑制作用更显著。区分样本公司的特征后发现,公司属于管制行业、董事会会议频率较高时,司法官员更替对公司违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丰富了法与金融领域的文献,提供了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新证据,对加强公司外部治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跅弛之士,如何御之?——CEO异地任职与公司违规

本文从首席执行官(CEO)家乡背景角度实证考察了CEO异地任职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异地任职会显著提升其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基于家乡认同和声誉约束理论,CEO异地任职导致的公司违规主要是由于异地环境下CEO家乡认同和声誉约束的缺失,而异地商会制度作为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异地CEO的违规行为,并与地区市场化水平等正式制度层面形成互补效应。本文厘清了CEO异地任职与公司违规的影响和机制,丰富了家乡关系情境的相关研究,为防范和约束企业违规行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建议。

“数字化翅膀”如何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来自公司违规治理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爬虫技术构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公司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能力)与强化外部监督水平(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长期机构持股水平)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治理效应在司法水平较高、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更显著。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经济后果,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治理公司违规提供了经验参考。

独立董事辞职与公司违规行为研究

文章以201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独立董事辞职和下一年度公司违规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与没有发生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司相比,发生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司下一年度违规的可能性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独立董事辞职会加剧公司的财务困境,进而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进一步将独立董事辞职原因划分为主动辞职和被动辞职,研究发现:相比于被动辞职,独立董事主动辞职时,带来的市场负面效应更大,下一年度发生违规行为概率更高。异质性检验表明,分析师关注程度较低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小的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对公司违规的影响更为显著。

高管团队网络、高管团队薪酬与公司违规

公司违规一直是商业活动中的痼疾,屡禁不止。本文基于2009~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高管团队网络与公司违规的关系,并结合行为代理理论和累积优势理论探讨高管团队薪酬在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网络与公司违规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薪酬在高管团队网络与公司违规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就违规类型而言,高管团队网络与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显著负相关,但与高管个人违规之间的负向关系不显著,而高管团队网络与违规程度和违规次数均显著负相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上市年龄越长、企业绩效越高、政治人脉越多的公司中,高管团队网络对公司违规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数字化税收征管能抑制公司业绩预告违规吗?

文章依据“金税三期”工程,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业绩预告违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能够显著抑制公司业绩预告违规;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在数字化税收征管影响公司业绩预告违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业绩预告违规的抑制作用在地区外部监管力度大、地区财政增收压力小、内部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加大大数据技术与税收征管体系的深度融合,完善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和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不同决策情境下绩劣企业的违规行为研究——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分析

本文立足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现实情境,基于舞弊三角理论剖析绩劣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机理。结果表明:绩劣企业具有较强的违规倾向且会采取多样的违规手段,而且绩劣状态持续时间越长,其违规的概率和程度越高。机制检验揭示,不断加剧的内部代理问题是导致绩劣企业违规的重要驱动机制。进一步区分违规主体发现,企业的绩劣状态会同时增加股东与管理层违规的可能性。此外,在公司内部财务风险较高或外部经营环境较差的情况下,绩劣企业违规的可能性更大。拓展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被稽查揭示后,往往会引发负面声誉效应。相关结论拓展了舞弊三角理论的应用边界以及绩效反馈理论的研究外延,可以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监管和防范提供参考和借鉴。

风险投资与公司违规:来自连锁VC董事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从风险投资(VC)参与企业治理的视角,探究连锁VC董事的违规经历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董事上一年在其他公司的违规经历会显著减少公司的违规行为。渠道检验显示,更不可能委托投票、召开更多次数的临时董事会会议以及更多地在委员会中任职是连锁VC董事形成前述影响的三条潜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连锁VC董事更能减少违规经历类型相同的公司违规,并且,处罚力度更重、经历更加深刻(亲身经历、同一团队内成员经历)时,连锁VC董事的影响更明显。在排除了替代性解释和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后,研究结论依然存在。

司法体制改革能否抑制公司违规——基于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司法体制改革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司法体制改革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违规倾向和违规频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但政策效果因公司规模、产权性质和司法异地管辖而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和非司法异地管辖注册地企业的获益更大。从影响机制看,司法体制改革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公司治理来抑制公司违规。

违规公司接受处罚后的内控有效性改善研究

迄今为止,没有文献将上市公司违规处罚与内部控制改善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违法违规问题滋生的内因在于公司内控制度有效性的缺失。我们以2007至2009年的所有违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追踪三年考察其后续的内控有效性改善。研究发现,违规公司受到处罚后,面向报告目标与合规性目标的内控有效性水平有所改善,但改善不具有持续性;面向资产安全性、战略目标与经营目标的内控有效性水平在处罚前后无显著变化。研究结论表明,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监管处罚执行力有限,在处罚前后隐性的内控制度"土壤"没有变化,显性的内控制度"土壤"在处罚前后变化也不具有持续性。研究结论有助于细化落实建设法治中国的具体措施,支持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论观点。